2022中国ESG发展白皮书

2023-03-16

2022 中国 ESG 发展白皮书

CHINA ESG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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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PREFACE

2022 年，世界站在了一个更加不确定且充满风险的路口。通胀、疫情、能源、战争、气

候变化、粮食安全、地缘政治、大国竞争等因素，令全球如履薄冰，无论是国家、企业还是

个人，都不得不在诸多挑战和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中谨慎抉择，寻找前行方向。在这一艰难时刻，

令人颇感欣慰的是，气候合作仍然是国际交往的重要纽带，包括应对气候变化在内的可持续

发展仍然是鼓舞全球各国以及公私各部门团结共进、激励人们对未来信心的重要力量。回到

关乎人类共同命运的可持续发展基本议题，也将是回答“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一时

代课题的重要出发点。

今年以来，遭遇了俄乌冲突带来的能源危机等挑战，又面临自身“洗绿”、标准、有效性、

正当性等争议，从全球整体来看，ESG 投资在盘整中不断深化、扩展。截至 2022 年 11 月中旬，

全球签约 PRI（负责任投资原则）的机构达到 5263 家，比 2021 年底增加近 800 家。晨星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球可持续基金流入速度有所放缓，但总体仍好于传统基金。2022 年

第二季度全球可持续基金净流入 326 亿美元，尽管较一季度的 870 亿美元下行 62%，但保

持了净流入，而同期全球基金整体净流出 2800 亿美元。可持续基金业绩短期受到挑战，而中

长期仍然体现出竞争力。

在高质量发展、“双碳”等战略引领下，中国市场则方兴未艾。截至 11 月中旬，中国签

约 PRI 机构达到 119 家，比 2021 年底增加了 38 家。有超过 20 家公募基金已签约 PRI。财

新数据的统计显示，2022 年在地缘政治危机、A 股市场下行等利空因素影响下，国内 ESG

公募基金依然延续了较为强劲的发展态势。2022 年前三季度，全市场共计新发 53 只 ESG

公募基金，新发产品数量高于去年同期的 48 只；同时，ESG 公募基金管理规模接近 3000

亿元，较去年同期增加近 500 亿元。上市公司 ESG 报告披露率也继续提升。据 Wind 数据，

截至 2022 年 8 月底，A 股上市公司独立 CSR/ESG 报告披露率超过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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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数量和规模增长，影响更为深远的是发展的深化和规则的完善。2022 年，与

ESG 各种相关争议、辩论相伴的是，ESG 规则不断完善，重要进展包括国际可持续发展准

则理事会（ISSB）推动建立可持续信息披露标准全球基线、全球多地监管机构加大打击“洗绿”、

规范 ESG 投资产品市场、ESG 信息尤其是气候相关信息强制披露进一步增强等。这些规则

和监管政策的出台，既是对争议的回应，又引发了进一步的广泛讨论。但是，这恐怕是任何新

范式主流化必经的过程。这也正说明，ESG 已经愈来愈成为经济活动、投资行为、企业实践

不可回避且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相比于忙于应对外部合规以及既简单化又复杂的数据要求，对

于投资机构和企业而言，更为重要的是，看到 ESG 背后的范式变迁，将 ESG 因素以及广大

利益相关者，整体纳入投资战略和企业发展战略，思考如何在新挑战、新需求下，实现自身使

命和长远成功。在这个意义上，是否使用“ESG”这个合成词汇并不重要。但在实施和技术层面，

经过了近 20 年实践洗礼的“ESG”，仍能在很大程度上为可持续发展和可持续投资提供有价

值的抓手、度量和策略。与其踯躅不前，不如从“干中学”，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投资方法论和

市场规则。

为此，今年由财新智库和中国 ESG30 人论坛组织专家学者和业内人士编写的白皮书，在

继续对 ESG 基金产品、ESG 政策作出盘点和展望的基础上，亦针对中国 ESG 不断展开和

深入的现状，在“怎么做”上作出更多探索，对银行保险业如何开展 ESG、ESG 评级现状

和应对、如何挖掘和完善气候指数等转型金融工具、如何开展企业范围三减排、如何建立可持

续领导力等市场关心议题作出针对性分析，并引入企业实践案例，望对进一步推动 ESG 在中

国的应用和落地有所助力，促进 ESG 成为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有效工具。

中国 ESG30 人论坛主编汪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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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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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中国 ESG 基金发展报告

2022 年中国 ESG 政策发展回顾及 2023 年展望

银行业保险业开展 ESG 投融资的潜力与路径

【实践之声】光大银行的 ESG 探索与思考

完备转型金融工具箱以对接碳中和目标

中国市场 ESG 基金背后的数据和评级分析

企业范围三减排降碳的现状、挑战与策略

【实践之声】联想集团如何开展供应链减排

ESG 浪潮下中国企业如何开启可持续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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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中国 ESG 基金发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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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中国 ESG 基金发展报告

在市场整体下跌背景下，ESG 类公募基金整体业绩不落后，规模稳步增长，

产品类型不断创新

文傅杰，财新数据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特许注册金融分析师（CFA）

刘晓芳，财新锐联（北京）指数科技有限公司研究员，金融风险管理师（FRM）

前言

2022 年，全球经济面临新冠疫情延续、地缘冲突爆发、气候生态恶化等多重挑战，如何

妥善应对，关乎人类的共同命运。而全球金融行业和资本市场则以 ESG 投资作为资本市场应

对未来挑战的最重要举措，ESG 投资正在全球范围内走向全面实践，引领全球金融市场的变

革潮流。

“双碳”战略引领下，中国 ESG 发展亦进入换挡加速的快车道。中国政府继续出台了一

系列关于碳排放市场以及公司治理等方面的举措。二十大报告也进一步深刻阐明，“中国式现

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并对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出重大安

排部署。

与此同时，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和金融领域进一步对外开放等有力措施的推动下，中国

投资机构进一步纳入 ESG 投资策略，中国的 ESG 数据和研究能力正在逐步崛起 , 公募基金

管理人进一步加强了 ESG 公募基金产品的研究、发行和投资管理。

本报告分析了过去一年中国 ESG 投资领域的发展情况，聚焦于 ESG 公募基金产品。令

人欣喜的是，在市场整体下跌背景下，ESG 类公募基金整体业绩不落后，规模稳步增长，产

品类型不断创新。

综述

公募基金是率先投入 ESG 转型的金融行业之一，目前国内已有超五成的公募基金管理人

关注并参与权益类 ESG 公募基金投资，在中国市场发行运作逾 200 只 ESG 公募基金产品，

累计资产管理规模达 3000 亿元。2022 年前三季度新增 ESG 公募基金 53 只，基金发行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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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G 的主要定义于 2004 年首次由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提出。ESG 理念倡导在计划制定、

决策和运营过程中，在财务等传统约束因素之上，充分纳入环境、社会、公司治理等相关因素。

截至 2022 年 9 月，全球已有 5178 家、中国大陆已有 112 家机构签署了负责任投资原则（PRI)，

中国投资者在全球负责任投资进程中正在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随着 ESG 投资渐趋主流，向 ESG 模式转型也成为国内实体经济部门不约而同的共识。

自 2006 年起，我国资本市场开始逐步建立起上市公司 ESG 信息披露的相关规则体系。此后

独立披露 CSR 报告或 ESG 报告的 A 股上市公司逐年增多，于 2021 年突破 1400 家。2022

年 5 月，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提高央企控股上市公司质量方案》，提出推动

更多央企控股上市公司披露 ESG 专项报告，力争到 2023 年相关专项报告披露“全覆盖”。

香港联交所自 2016 年开始要求所有在港上市企业每年编制和披露 ESG 报告，并持续推动

ESG 报告的管理、提升报告披露质量。

同时国内针对 A 股上市公司的评级已经起步，多元化趋势较为显著。国内部分机构论证

了各指标的适用性，剔除不适用或数据无法获取的指标，增加中国特色指标。这些评级结果成

为国内机构筛选 ESG 投资目标的重要参考依据。国内指数机构也先后推出以 ESG 为主题的

指数产品，为投资方提供投资基准和投资标的。目前公募基金、银行、券商、专业 ESG 服务

机构都已加入中国资本市场 ESG 指数发布者的行列。

ESG 投资在我国发展尚处早期，投资理念认知不足、数据披露范围有限、数据时间长度

有限、缺乏统一评价体系以及“漂绿”行为造成干扰等问题仍在不同程度上掣肘我国 ESG 投

资的发展。然而无论是国际发展趋势，还是国内中长期发展规划要求，都驱动着机构投资者将

以 ESG 投资为核心的负责任投资及可持续金融纳入发展战略。随着现存瑕疵的不断完善，国

内 ESG 投资有望再次提速、实现跨越式发展。

一 .ESG 投资的定义

ESG 是 Environmental，Social，Governance 的简称，ESG 投资意味着在基础投资

分析和决策制定过程中融入环境、社会、公司治理等因素。简单来说，传统投资主要考察企业

营业收入、利润率等财务指标，用财务数据的“标尺”测量企业的好、坏；ESG 投资在传统

方法基础上进一步度量了企业在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公司治理维度的非财务指标，一方面呼

了 2021 年的良好态势，预计全年 ESG 基金发展态势仍将维持景气。与此同时，全面覆盖环

境（E）、社会责任（S）、公司治理（G）三大因素的 ESG 主题基金正不断完善进化，逐渐

成为 ESG 公募基金市场的主流。截至 2022 年 9 月，全球已有 5178 家、中国大陆已有 112

家机构签署了负责任投资原则（PRI)，中国投资者在全球负责任投资进程中正在扮演越来越重

要的角色。国内 ESG 投资有望再次提速、实现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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吁企业在谋求商业利益的同时兼顾责任，另一方面也使投资者通过多维度、全方位评估企业成

为可能。

联合国负责任投资原则的目标是理解环境（E）、社会责任（S）与公司治理（G）对投

资者的影响，并支持签署机构在投资决策和所有权实践中纳入 ESG 议题。截至 2022 年 9 月，

全球已有 5178 家机构加入 PRI，签约机构数量较去年同期新增逾 1000 家；签约机构资产管

理总规模达 121 万亿美元

，占全球专业资产管理规模的一半以上

。

上述签约机构中，包含 700 余家资产所有者、近 4000 家资产管理机构以及 500 余家

第三方服务机构。特别地，全球资产管理规模排名前 50 的资管公司中，有 43 家机构已成为

PRI 成员，领先资管机构对 ESG 投资的重视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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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策推动、监管助力、理念普及等多重因素推动下，国内机构也争先踏足 ESG 投资领

域，力图在可持续发展浪潮中抓住转型机遇。截至 2022 年 9 月，国内共有 112 家机构签署

了负责任投资原则，涵盖 4 家资产所有者、81 家资产管理机构以及 27 家第三方服务机构，

签约机构数量较去年同期新增逾 40 家。其中，签署 PRI 的国内公募基金公司数量从 2017 年

的 2 家增加至 2022 年 9 月的 21 家，其中多数为大型基金公司

。中国投资者在全球负责任

投资进程中正在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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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SG 投资的策略分布

总体角度，全球永续投资联盟（GSIA）

2020 年度报告

汇集了来自美国、欧洲、加拿

大、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Australasia）的区域数据，这些市场中采纳可持续投资方式

管理的资产总额逾 35 万亿美元，约占资产管理总规模的 35%。全球市场角度，欧洲和美国在

全球可持续投资资产中的占比最高（80%）。单一市场角度，加拿大市场的可持续投资资产

覆盖率最高（62%），其余依次为欧洲（42%）、澳大利亚和新西兰（38%）、美国（33%）

和日本（24%）。

晨星研究的分析显示，在全球经济下行、通胀压力、利率抬升以及俄乌冲突等宏观因素影

响下，全球 ESG 基金流入速度有所放缓，但总体仍好于传统基金。2022 年第二季度全球可

持续基金净流入 326 亿美元，较一季度的 870 亿美元下行 62%，同期全球基金整体净流出

2800 亿美元。分地区看，二季度欧洲可持续基金净流入 307 亿美元，美国净流出 16 亿美元，

加拿大净流入 15 亿美元，亚洲（除日本外）、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日本分别净流入 11 亿美元、

6 亿美元及 2 亿美元。除美国出现五年来首次净流出外，其余地区可持续基金仍呈流入态势。

截至 2022 年第二季度，全球可持续基金规模达 2.47 万亿美元。其中，欧美市场占比分别为

82% 和 12%，在可持续投资格局中仍占主导地位。中国是亚洲（除日本外）最大的可持续发

展市场，可持续基金市场规模位列第三

。

策略角度，ESG 投资策略可划分为七个类别，包括 ESG 整合、企业参与和股东行动、

正向筛选、规范筛选、负向排除、主题投资和影响力投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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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GSIA 的数据，不同投资策略的管理规模整体呈增长态势。其中，ESG 整合策略

应用最为广泛，策略规模在 2016 年至 2020 年期间实现了 143% 的增长，年化增速高达

25%。负面筛选策略应用广泛程度次之，策略规模增速呈现出放缓迹象。主题投资策略方兴

未艾，在 2016 年至 2020 年期间规模翻了七倍，年化增速高达 63%。

三 .ESG 投资的发展动力

紧密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主题、致力于推动可持续发展的 ESG 投资，与国家战略及宏观

经济发展理念高度融合。

1. 契合双碳目标、绿色金融的理念

2021 年 9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

中和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激发市场主体绿色低碳投资活力；健全包括信贷、债券、基金

在内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健全企业及金融机构等碳排放报告和信息披露制度。

2021 年 10 月，国务院印发《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明确提出大力发展绿色股权、

绿色贷款、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绿色基金等金融工具。

2022 年 3 月，“双碳目标”再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报告提出持续改善生态环境，

推动绿色低碳发展；要求有序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 , 落实碳达峰行动方案。

ESG 责任投资理念顺应“双碳”目标的指引，契合绿色金融的理念，是帮助中国实现“双

碳”目标、高效助推绿色金融发展的有力抓手，资管行业迎来 ESG 转型新机遇。

2. 监管政策出台的推动

与许多发达国家早期依靠“投资者需求”驱动不同，政策规范、监管助力是国内机构践行

ESG 投资理念的强大动力。

2022 年，证监会发布《关于加快推进公募基金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督促行业

履行环境、社会和治理责任（ESG），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同时，证监会发布《上

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指引（2022）》，在投资者关系管理的沟通内容中首次纳入“公

司的环境、社会和治理信息（ESG）”。

上述关于可持续发展、公司治理方面的更为严格的举措，促使更多上市公司开始积极了解

ESG 议题，研究 ESG 对公司业务及运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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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顺应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趋势

随着资本市场对外开放逐步深入，A 股国际化程度大幅提升。越来越多的中国股票被纳入

全球基准的同时，持续流入 A 股的外资也对上市公司在 ESG 上的表现提出了更高要求。

2022 年 6 月，证监会发布《关于交易型开放式基金纳入互联互通相关安排的公告》，进

一步深化内地与香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促进两地资本市场共同发展。7 月 ETF 纳

入内地与香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正式启动。

2022 年 8 月，中国证监会、香港证监会联合发布公告，提出优化沪深港通交易安排，进

一步扩大资本市场高水平双向开放，完善中国内地与中国香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

上述举措在促进国际资本深入、广泛参与国内市场的同时，也进一步推动着投资者以及上

市公司对 ESG 投资的关注与重视。

4. 满足全面评估企业的诉求

传统投资重点研究上市公司的市盈率、市净率等财务指标，基于企业过去的绩效表现进行

投资决策。ESG 投资在财务指标基础上，进一步结合了包括“环境效益、社区关系、公司治理”

等在内的非财务指标，衡量企业当下发展状况的同时，同样关注企业未来的发展潜质。

近年来，中国上市公司不断出现重大违法违规、长期财务造假等源于内部治理漏洞的企业

危机，包括专业基金管理公司在内的各类投资者不断“踩雷”，这也不断督促投资者全面评

估企业治理水平，包括衡量实际控制人、董事会架构、审计委员会等在内的公司治理相关信息。

在传统研究基础上，纳入公司在 ESG 各方面的表现及状态，能够帮助投资者更加全面、

准确地了解公司，规避由于环境保护、社会责任或公司治理不完善引发的“黑天鹅”事件，

弥补传统财务指标衡量方法的局限，有效规避投资风险。

5. 满足投资者的长期收益预期

“ESG 表现与公司盈利目标存在冲突”一直以来是 ESG 投资者的普遍担忧。实证表明，

ESG 投资可以在兼顾环境、社会与公司治理的情况下，为投资者提供较为显著的投资收益。

PRI 的研究

指出，全球实证经验和学术证据表明，ESG 分析可帮助投资者识别影响投

资价值的因素。PRI 对资产组合的分析结果显示，在 2013 年至 2018 年期间内，系统性选择

具有优秀 ESG 特征的股票投资组合，或将 ESG 特征纳入股票权重的投资组合，创造了更高

的超额收益阿尔法（Alpha）。

麦肯锡的分析

指出，2020 年麦肯锡研究了晨星数据库中带有“可持续”标签且资产管

理规模超过 100 万欧元的全部基金，其中 ESG 主题基金的风险调整后收益长期优于其他基金。

固收类 ESG、权益类 ESG 基金，平均 5 年夏普比率分别较非 ESG 固收和权益类基金高 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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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点和 0.05 基点，而这一结论也被越来越多资管机构高管认可。

中证的研究

表明，在沪深 300 指数为代表的大市值样本中，ESG 负面剔除策略可降

低组合风险；在中证 500 指数为代表的中等市值上市公司中，ESG 得分相对较高的组别具有

更高的年化收益和夏普比率，最大回撤也更低；ESG 能够提升股息率策略的可持续性；高盈

利与可持续之间能够产生良好的协同效应。

四 .ESG 投资总体发展状况

1. 披露 CSR\ESG 信息的上市公司逐年增多

1)A 股上市公司 ESG 披露逐年增多

2021 年，A 股新增上市公司 524 家，年末公司数量增长至 4682 家，总市值 96.53 万亿

元，规模居全球第二。A 股上市公司已成为中国乃至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ESG 投资的最终标的是符合 ESG 投资理念的企业。在 A 股，CSR 报告起步较早，已

发展十余年，对多数企业而言 CSR 报告披露尚未成为强制要求（仅对部分上市公司强制）。

2009 年至 2020 年期间，披露 CSR 报告的 A 股上市公司逐年增多，报告披露数量连续多年

增长。ESG 报告目前还没有明确要求，披露 ESG 报告的公司数量较为有限。

统计数据显示，逾四分之一的 A 股上市公司发布了 2020 年度 CSR/ESG 报告。2021

年，独立披露 CSR 报告或 ESG 报告的上市公司数量较上年再增 300 余家，披露总数已突破

1400 家。

2) 央企上市公司 ESG 披露力图 2023 年“全覆盖”

在众多企业中，国有企业起步早，在服务国民经济发展、创造社会价值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随着“双碳目标”与 ESG 理念的持续推进，央企控股上市公司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也

越来越重视将防范环境风险、创造社会价值和提升公司治理水平结合至经济活动中。

2021 年 9 月，国务院国资委发布首本《中央企业上市公司 ESG 蓝皮书》。2022 年 3 月，

国务院国资委成立社会责任局。2022 年 5 月，国资委发布《提高央企控股上市公司质量工作

方案》，明确将中央企业的 ESG 披露纳入上市公司完善治理和规范运作的范畴，要求中央企

业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探索建立健全 ESG 体系；并提出，推动更多央企控股上市公司披露

ESG 专项报告，力争到 2023 年相关专项报告披露“全覆盖”。2022 年 8 月，国资委出台《中

央企业节约能源与生态环境保护监督管理办法》，并于此后召开中央企业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推

进会，要求中央企业有力有序推进碳达峰碳中和重点工作，明确要“一企一策”制定碳达峰行

动方案。

3) 联交所上市公司 ESG 披露质量持续提升

相比国内交易所而言，香港联交所在 ESG 报告披露方面要求更为严格。香港联交所自

2016 年开始，便要求所有在港上市企业每年编制和披露 ESG 报告，并于此后不断推动环境、

社会和治理方面的管理及披露力度，致力于提升香港上市企业对 ESG 信息披露的实质性。

2022 年是香港上市公司应香港联交所要求披露 ESG 报告的第 7 年，大部分香港上市公司的

ESG 工作机制已趋于成熟。

从上市公司遵循的 ESG 报告准则类型来看，除了联交所《报告指引》外，上市企业也逐

步参考国外报告准则，包括：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TCFD）框架、可持续发展会计

准则委员会（SASB）准则等，ESG 报告披露质量也相应提升。

2. 参与 ESG 投资的公募基金日益增长

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截至 2022 年 9 月底，我国公募基金管理资产总规模已突破 26 万

亿元，国内共有公募基金管理人共计 154 家

，公募基金行业已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

要驱动力。建立 ESG 投资能力是资管行业未来的核心关键，近年来公募基金日益关注投资中

的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绩效，引领资产管理行业高质量发展。

目前国内已有至少 10 家公募基金管理机构开展了 ESG 评价体系及投资决策流程建设，

至少 4 家大型基金公司率先建立了专门的 ESG 研究团队。截至 2022 年 9 月底，已有近

55% 的公募基金管理人关注并参与权益类 ESG 公募基金投资，在中国市场发行运作逾 200

只 ESG 公募基金，累计资产管理规模已接近 300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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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绿色投资”纳入战略，评价体系逐步落成

中国基金业协会发布的《基金管理人绿色投资自评估报告（2021）》

指出，在参与协

会调研并被纳入有效样本的 56 家公募基金管理公司之中，将“绿色投资”明文纳入公司战略

的机构数量占比超 40%，资产管理规模占比近 60%。为进一步落实绿色投资战略，18 家机

构依据其战略建立了公司层面的绿色投资业务目标，13 家机构会进一步披露目标完成情况，

10 家机构开展了 ESG 评价体系及投资决策流程建设。上述 56 家样本公募机构基金净资产合

计近 18 万亿元，占全行业资产管理规模的近 75%，统计结果具有一定代表性。

晨星的研究

也表明，在过去五年中部分大型基金公司已率先建立了专门的 ESG 研究团

队，逐步朝 ESG 投资方向迈进。其中，华夏基金和易方达基金两家头部基金公司均在 2017

年就开始组建内部的 ESG 研究团队，并通过与欧洲资管公司合作，探索将 ESG 因素融入投

资流程的方法。嘉实基金在 2018 年成立了一支由 10 人组成的 ESG 团队，该团队中大部分

成员都在 MSCI 等国际公司从事过 ESG 研究相关的工作。南方基金于 2019 年宣布要积极践

行 ESG 投资，并率先建立了一套内部的 ESG 评级体系。

2) 产品发行延续强势，管理规模波动递增

ESG 投资涵盖权益类、固定收益类资产，本文主要关注最主流的 ESG 投资类别——股

票类、混合类 ESG 公募基金在国内市场的发展情况。

2021 年国内 ESG 公募基金实现井喷式增长，全年共计新发 ESG 产品 62 只，新发产品

数量超过此前五年的总和。截至 2021 年第四季度，国内 ESG 公募基金资产管理规模已突破

3500 亿元，接近 2020 年同期的两倍。

2022 年在地缘政治危机、A 股市场下行等利空因素影响下，国内 ESG 公募基金依然延

续了较为强劲的发展态势。2022 年前三季度，全市场共计新发 53 只 ESG 公募基金，新发

产品数量高于去年同期的 48 只；同时，ESG 公募基金管理规模接近 3000 亿元，较去年同

期增加近 500 亿元。

从投资方式看，新发基金中逾 65% 为主动型基金，其余近 35% 为指数型基金，主动型

基金数量、规模优势较为显著。从投资类别看，新发基金中近 20% 为全面覆盖环境、社会责

任和公司治理三因素的 ESG 主题基金

，其余近 80% 为环境主题类基金，新发基金产品类

型呈现“二八分布”。

2022 年前三季度 ESG 公募基金的管理规模出现了明显波动，并呈现出“降、升、降”

的态势。上述规模的变化，与今年 A 股市场的走势以及公募基金市场整体结构的变化基本吻合，

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国内投资者对 ESG 基金的投资热度不仅取决于对 ESG 的关注和认可，也

同样受到市场环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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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只基金角度，以 1 亿、5 亿、10 亿为分界点将 ESG 公募基金划分为四个组别：市场

中规模介于 1 亿至 5 亿元之间的 ESG 公募基金最多，占比达 33%，主要为泛 ESG 主题主

动型基金以及泛 ESG 主题指数型基金；规模大于 10 亿元的 ESG 公募基金紧随其后，占比

逾 30%，主要为泛 ESG 主题主动型基金

。

五 .ESG 基金各类别发展状况

1.ESG 基金分类

依据投资标的与投资方式的不同，我们将权益类 ESG 公募基金

划分为四个类别，包括：

ESG 主题主动型基金、泛 ESG 主题主动型基金、ESG 主题指数型基金以及泛 ESG 主题指

数型基金。

其中，“ESG 主题”基金投资策略需同时覆盖环境保护（E）、社会责任（S）、公司治

理（G）三个因素领域；“泛 ESG 主题”基金投资策略仅覆盖上述任意一到两个因素领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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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型”基金主要采取管理人选股择时的主动投资方式，“指数型”基金主要采取跟踪 ESG 投

资领域市值类、行业类、主题类和智能贝塔类指数的被动投资方式。

ESG 主题主动型基金通常采用 ESG 评价方法，基金投研团队通过构建 ESG 评价体系

设置细分议题权重，采用 ESG 整合、正面筛选、负面筛选等方式筛选符合条件的投资标的。

泛 ESG 主题主动型基金则选择一至两个 ESG 细分维度作为投资主题，通过相关议题、结合

行业及个股情况确定投资标的。ESG 主题指数型基金、泛 ESG 主题指数型基金，则分别跟

踪采用上述策略所构建的 ESG 指数。

2.ESG 基金整体概况

四类基金中，泛 ESG 主题主动型基金发展最为成熟，现有产品 112 只，规模逾 2000 亿元，

数量占比超 50%，规模占比近 70%。泛 ESG 主题指数型基金紧随其后，现有产品 60 只，

规模逾 750 亿元，数量占比近 30%，规模占比超 25%。上述两类 ESG 基金整体数量占比

逾 80%，相比去年同期小幅下行；规模占比近 95%，相比去年同期小幅上升。

相比而言，ESG 主题主动型基金、ESG 主题指数型基金数量占比尚不足 20%、规模占

比仅为 5% 左右。然而，上述两类基金正在不断完善进化，并逐步发展成为 ESG 公募基金市

场的“后起之秀”。

ESG 主题公募基金规模变化（2005-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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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四类 ESG 基金分类详情

1) ESG 主题主动型基金

ESG 主题主动型基金通常基于 ESG 分析框架，通过基金投研团队内部构建的 ESG 评价

体系或依托外部主流的 ESG 分析方法，筛选符合 ESG 要求的优质个股。

ESG 主题主动型基金的投资策略中，ESG 整合、正向筛选、负面排除等策略应用频率最高，

企业参与和股东行动、规范筛选、主题投资等策略时常被结合使用，另有产品融入了 ESG 因

子以调整投资组合。大多数基金采取“核心 + 卫星”或“平行”的方式，综合运用 2 至 3 种

策略筛选投资标的，基于单一策略构建的投资组合尚属少数。

上述 ESG 策略在行业、个股层面均有应用。华夏 ESG 可持续投资一年持有 A 基金

（014922.OF）运用 ESG 优选策略，根据 ESG 禁投标准，排除具有重大 ESG 风险的、不

具有可持续发展潜力的行业和公司；并根据内部 ESG 评级框架，对备选股票池中的个股进行

ESG 打分并排序，继而优先选择 ESG 评分靠前的个股。华润元大 ESG 主题 A 基金（014123.

OF）运用 ESG 筛选策略，又进一步细分为正向筛选、基于标准的筛选和负向筛选等策略。其中，

正向筛选策略力图选择在 ESG 指标上高于同类平均水平的行业或公司；基于标准的筛选策略

不侧重于行业，而是运用与 ESG 相关的业绩指标来确定符合投资条件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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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成立的兴全社会责任基金（340007.OF）是国内最早发行的 ESG 主题主动型基

金，2022 年第三季度基金管理规模近 45 亿元，规模位列该类基金之首。

2011 至 2013 年期间，该类基金每年新发 1 只，规模未见显著提升。2015 年至 2018 年，

该类基金规模起伏波动。2019 年开始，该类基金数量、规模同步上行。2021 年，该类基金

新发 5 只，资产管理规模增至近 190 亿元。2022 年前三季度，该类基金再增 5 只，但受市

场波动等因素影响，资产管理规模回落至 150 亿元附近。

增量角度，过去一年新发行的广发大盘价值 A 及华宝可持续发展主题 A 管理规模逾 14

亿元，仅次于排名第一的兴全社会责任基金，其余新发基金规模均介于 1.5 亿元至 5 亿元之间。

存量角度，过去一年中仅创金合信 ESG 责任投资 A 实现了管理规模的小幅增长，其余

基金规模则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规模下行幅度介于 10% 至 30% 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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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角度，近一年该类基金中业绩排名前五的基金下跌幅度介于 5% 至 15% 之间，波动

率介于 15% 至 30% 之间；同期沪深 300 指数下行 21.75%，波动率达 18.20%（数据来源：

财新数据，WIND）。总体而言，过去一年中 ESG 主题主动型基金的收益优于沪深 300 指数，

波动率高于沪深 300 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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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量角度，过去一年得益于政策驱动，新能源、低碳等环境（E）相关领域基金加速发行，

且新发产品管理规模较大。其中，鹏华新能源汽车 A 管理规模近 26 亿元，安信远见成长 A

管理规模逾 18 亿元，华商新能源汽车 A 管理规模近 17 亿元。

存量角度，过去一年该类基金管理规模普遍逆市上行。其中，华夏新能源车龙头 A 的管

理规模从 2021 年第三季度的 1 亿余元增至 2022 年第三季度的 10 亿余元，增幅最大；诺安

低碳经济 A、富国新材料新能源的管理规模亦分别增长 9 亿余元，增量居前。

2) 泛 ESG 主题主动型基金

2005 年成立的天治低碳经济基金（350002.OF）是国内第一只泛 ESG 主题主动型基金。

此后近十年，该类基金每年以 1 至 3 只的数量增长，规模波动向上。2014 至 2019 年间，

每年新增几只至十几只基金不等，基金规模逐渐增至 500 亿元。2020 年，该类基金规模爆发

式增长近千亿。2021 年该类基金数量、规模继续上行，共计新发产品 18 只，资产管理规模

超 2600 亿元。2022 年该类基金再度大幅增加 30 只，受市场环境等因素影响，资产管理规

模回落至 2000 亿元附近。

截至 2022 年 9 月底，在四类 ESG 基金中，泛 ESG 主题主动型基金共计发行 112 只，

累计规模约 2000 亿元，是最为主流的 ESG 基金产品。

业绩角度，近一年该类基金中业绩排名前五的基金涨幅介于 2% 至 12% 左右，波动率介

于 15% 至 45% 之间。总体上，以新能源、低碳等为代表的泛 ESG 主题主动型基金大幅跑

赢同期沪深 300 指数；但与此同时，该类产品的波动率明显更高、波动区间也明显更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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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SG 主题指数型基金

ESG 主题指数型基金主要跟踪全面覆盖 ESG 投资领域的市值类、行业类、主题类和智能

贝塔类指数。上述 ESG 指数由国内外指数供应商依据内部 ESG 分析框架、企业评级等数据，

结合公司估值、盈利等指标，通过正向筛选、负面排除等方式构建而成，为市场中机构投资者

提供跟踪标的及业绩基准参考。与 ESG 主题主动型基金的“股票投资策略”与“ESG 分析框架”

相比，ESG 主题指数型的投资策略、ESG 分析框架相对单一，负面排除是最为常用的策略。

2010 年成立的建信上证社会责任 ETF（510090.OF）是国内第一只 ESG 主题指数型

基金。

2013 年、2019 年及 2020 年各有 1 只该类别产品新发，截至 2020 年底该类基金资产

管理规模近 7 亿元。2021 年，该类基金数量及规模增速较此前显著提升，年内基金数量增加

7 只，资产管理规模升至 15 亿元。2022 年前三季度，该类产品再增 4 只，资产管理规模回

落至 12 亿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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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量角度，新发行的国泰 MSCI 中国 A 股 ESG 通用 ETF 管理规模为 2 亿余元，其余新

发基金管理规模均不足 1 亿元。与其他类型基金相比，ESG 主题指数型基金体量较小。

存量角度，过去一年该类基金的管理规模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规模缩水幅度在 10%

至 45% 之间，业绩不佳或为规模下行的主要原因。其中，建信上证社会责任 ETF 规模下滑

14%，下滑幅度最小；招商沪深 300ESG 基准 ETF 规模下行逾 40%，体量缩水近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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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角度，近一年该类基金中业绩排名前五的基金跌幅介于 10% 至 20% 之间，波动率

亦然。虽然业绩全线皆墨，但该类基金整体表现仍小幅优于同期沪深 300 指数。

4) 泛 ESG 主题指数型基金

2009 年成立的交银 180 治理 ETF（510010.OF）是国内第一只泛 ESG 主题指数型基金。

2010 年至 2019 年期间，该类基金陆续有 1 至 3 只产品新发。2020 年，该类产品规模

大幅跃升，从此前的不足 100 亿增长至近 400 亿元。2021 年该类产品数量再次爆发性增长

30 只，资产管理规模也相应增长至近 800 亿元。2022 年前三季度，该类基金再增 14 只，

累计发行数量达 60 只，管理规模小幅回落至 75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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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量角度，新发行的易方达中证上海环交所碳中和 ETF 管理规模逾 26 亿元，南方中证

上海环交所碳中和 ETF、南方中证长江保护主题 ETF、富国中证上海环交所碳中和 ETF 管

理规模均超 15 亿元。与其他类型基金相比，泛 ESG 主题指数型基金体量较大。

存量角度，过去一年该类基金的管理规模强势上行。天弘中证新能源汽车 A 的管理规模

几近翻倍，从 2021 年第三季度的 6 亿余元增至近 12 亿元；其余规模增量靠前的基金增幅达

50% 及以上。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新增基金还是存量基金，都集中在“碳中和”以及“新能源”相关

领域，基金管理规模的增长与政策推动以及行业阶段性景气正向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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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角度，近一年该类基金中业绩排名前五的基金跌幅平均在 12% 左右，波动率介于

10% 至 35% 之间。虽然业绩全线皆墨，但该类基金整体跌幅仍小于同期沪深 300 指数，波

动率则高于同期沪深 300 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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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ESG 评级的发展进程

随着 ESG 投资在国内外的飞速发展，越来越多的投资机构将 ESG 作为重要的投资评价

标准，各国也制定了政策支持 ESG 信息的强制披露。目前，全球对 ESG 的评级尚未形成统

一的标准，多元化趋势较为显著。国外 ESG 评价体系发展较早，体系较为完善，覆盖对象范

围较广，国际影响力较大；而国内的 ESG 评价体系起步较晚，尚未形成统一标准，评价对象

基本局限于国内的上市公司。

目前 A 股主流 ESG 评级体系包括：华证 ESG 评级、中证 ESG 评级、商道融绿 ESG

评级、Wind ESG 评级、富时罗素 ESG 评级、MSCI ESG 评级、嘉实 ESG 评级、社会价

值投资联盟 ESG 评级等。各评级机构评级范畴如下：华证、中证、商道融绿、嘉实覆盖全部

A 股上市公司，其他机构以中证 800、沪深 300 权重股、MSCI 全球指数涉及股票为主。各

机构 ESG 评级指标构成均从 ESG 三个一级指标出发，分层拆解细化至百余项底层数据指标。

相较于国际 ESG 评级体系，国内部分机构论证了各指标的适用性，剔除不适用或数据无法获

取的指标，同时增加中国特色的指标。例如，华证 ESG 评级增加了扶贫、社会责任报告、证

监会处罚等维度，并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特点，修改部分指标的定义及计算规则，并针对国有

企业客观原因导致的公司治理问题，如关联交易等问题进行单独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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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家机构的评级标准不一，评级结果也并不一致，相比于国内评级机构，海外机构对中国

企业 ESG 评级整体较低，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国际 ESG 评级基本采用通用性的评估方法，

并未充分考虑中国特色差异。同时，国际机构在获取中国企业公开信息方面也存在一定困难。

最后，国内 ESG 信息披露不足和发展时间较短也是导致中国企业整体 ESG 评级较低的重要

原因。

国内评级机构 ESG 评级差异同样巨大，一方面是因为各个评级公司评级体系设计、指标

计算规则不同，评级结果自然产生差异。另一方面，不同评级公司获得数据的渠道、质量不同，

处理数据的方法不同，也会导致评级结果的差异。

目前，我国 ESG 评级仍处于起步阶段，在评级指标、评级方法、信息披露几个方面与国

际先进水平存在一定差距，缺乏统一、规范、有效的可持续信息披露标准，从下图可以看到，

针对沪深 300 指数权重股，多家机构存在多个上市公司的评级数据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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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ESG 指数的发行统计

随着 ESG 投资渐趋主流，投资者对企业 ESG 表现的关注度大幅提升，国内指数机构先

后推出以 ESG 为主题的指数产品，为投资方提供投资基准和投资标的。ESG 指数在构建过

程中融入 ESG 因子，基于对 A 股上市公司在环境、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这三个维度表现的评

估，将 ESG 表现突出的公司纳入指数，或将 ESG 表现负面的公司反向剔除。目前公募基金、

银行、券商以及专业 ESG 服务机构都已加入中国资本市场 ESG 指数发布者的行列。

2005 年 12 月发布的国证治理指数（399322.SZ）是我国第一只 ESG 主题指数。指数

的构建侧重公司治理（G）层面，旨在通过综合考察股东权利和行为规范、董事会及高管治理、

公司治理外部监督和经营绩效四个维度，反映公司治理结构有效、经营业绩良好的沪深上市

公司运行特征。此后，聚焦环境（E）、社会（S）、公司治理（G）议题以及综合考察 ESG

各维度的指数陆续发布。

2005 年至 2022 年，沪深两市累计发行了近 350 只 ESG 指数。从发行趋势上看，2005

年至 2018 年间，ESG 指数数量稳步上涨。2019 年至 2020 年，ESG 指数发布小幅提速，

年度新发指数连续突破 20 只。在随后的 2021 年，ESG 指数发布迎来爆发式增长，指数年

度发布数量近百只。2022 年前三季度，ESG 指数再新发近 90 只，数量接近去年全年的总和。

从发行类型上看，我们进一步将这些指数分为 ESG 主题指数和泛 ESG 主题指数两个类

型。ESG 主题指数在指数构建过程中，需要综合考察环境保护（E）、社会责任（S）、公司

治理（G）三个维度；其余考察上述任意一到两个维度的指数，则归入泛 ESG 主题指数。

自 2005 年至今发行的所有指数中，ESG 主题指数共计发行逾 150 只，泛 ESG 指数共

计发行逾 190 只。泛 ESG 主题指数中，超八成指数单独考察环境（E）指标，仅有两成指数

覆盖社会（S）、治理（E）等领域。

2022 年新发的近 90 只指数中，ESG 主题指数占比大幅提升，全面关注 ESG 领域的指

数达 50 只。新发指数中泛 ESG 主题指数则延续了此前的格局，几乎全部聚焦于环境（E）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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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地，2021 年 10 月中证上海环交所碳中和指数（931755）正式发布。该指数由上海

环境能源交易所、中证指数有限公司等共同研究编制，旨在反映 A 股市场对国家碳中和目标

实现贡献较大的上市公司整体表现。随着指数的正式发布，上海碳市场与资本市场完成有机结

合，对推动绿色金融与 ESG 投资发展意义重大。

八 .ESG 基金的发展前景

基于环境、社会和治理（ESG）原则的责任投资理念不断深入人心。历经新冠疫情、地

缘冲突、气候生态恶化以及全球化退潮等多重挑战，各国政府和投资者重新审视传统增长模式，

更加重视绿色可持续发展，绿色金融、责任投资以及 ESG 投资迎来新一轮发展高潮。无论是

国际发展趋势，还是国内中长期发展规划的要求，都驱动着机构投资者将以 ESG 投资为核心

的负责任投资及可持续金融纳入发展战略。

ESG 宏观发展理念及行业政策的共同推动，加之社会共识逐步形成，中国 ESG 投资发

展有望再次提速、实现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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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ESG 投资的问题与挑战

1. 投资理念认识不足，投资实践受到挑战

从现有上市公司公布的 ESG 报告来看，大部分公司侧重披露 ESG 相关的管理政策，较

少披露执行方法和具体举措，反映执行效果的数据更为有限。将政策转变为具体举措，将认知

更多、更充分地转变为行动，尚需时日。

2. 数据披露范围有限，数据规范程度不足

投资决策需要基于公开信息的分析和判断，由于尚未全面强制 ESG 信息披露，自愿披露

ESG 信息的公司仍属少数；由于缺乏统一标准，企业对 ESG 信息披露的侧重点不一而足。

3. 数据时间长度有限，量化回测面临困难

已经披露的 ESG 数据时间跨度有限，数据长度参差不齐，使得 ESG 投资组合的历史回

测变得非常困难，从而难以量化验证 ESG 投资指标对投资组合的影响大小。

4. 评分机构不同，评价标准各异，评价结果差异悬殊

全球对 ESG 的评级尚未形成统一的标准，多元化趋势较为显著。国内 ESG 评级处于起

步阶段，在评级指标、评级方法、信息披露几个方面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一定差距，缺乏统一、

规范、有效的可持续信息披露标准。此外，各家机构的评级标准不一，评级结果也并不一致，

海外机构对中国企业 ESG 评级整体较低，国内评级机构 ESG 评级差异同样巨大。

5.“漂绿”行为造成干扰，辨别实质难度提升

随着 ESG 投资的兴起，“漂绿”问题逐渐渗透到金融领域。为吸引资金流入，部分机构

在产品投资策略中宣介符合 ESG 标准，实则并未在标的筛选过程中采纳 ESG 相关策略。加

之市场中 ESG 评价机构不同、评价结果各异，“漂绿”行为变得隐蔽而难以甄别，为投资者

选择 ESG 标的造成困难。

十 .ESG 投资的策略建议

ESG 投资在我国发展尚处早期，ESG 理念的普及、ESG 投资的推广、ESG 数据基础

设施的建设以及市场现存瑕疵的完善需要各方合力、共同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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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监管机构：政策引导、标准指引

监管机构应完善 ESG 投资顶层设计，推进 ESG 数据披露等相关政策的制定、颁布、落

实，提升企业 ESG 信息披露强度；规范不同行业 ESG 定性、定量指标及披露标准，提升企

业 ESG 信息披露质量；通过论坛、研究等方式普及 ESG 投资理念，推动企业、资管机构、

投资机构等市场参与者对 ESG 理念的认知与实践；同时强化“漂绿”等行为的甄别与监管。

2. 资产管理机构：战略布局、能力提升

资管机构应抓住 ESG 转型机遇，将 ESG 投资纳入公司战略，制定 ESG 投资业务目标，

设立 ESG 投研部门，开展 ESG 评价体系建设，将 ESG 要素纳入投资决策流程，通过不断

提升 ESG 投资能力，引领可持续发展投资变革。

3. 企业：积极履责、详尽披露

企业应顺应 ESG 发展趋势，在创造财富的同时，更好地肩负起环境、社会和治理责任，

依据监管要求、参照行业标准、借鉴龙头经验，提升自身 ESG 表现，并按时、准确、完整地

披露 ESG 各维度信息。

4. 评级机构：完善体系、加强覆盖

评级机构应推动 ESG 评价体系建设，依托成熟的国际经验，依据监管要求、结合行业特

点，建立相对统一、清晰、规范的 ESG 评价体系；结合本地特点及 A 股上市公司属性，进行

ESG 评价指标选择、权重设置；追踪 ESG 投资动态、更新 ESG 评价指标；并力图对更多

企业实现 ESG 评级覆盖。

5. 指数机构：提供基准、丰富标的

指数机构应为市场提供公开透明的 ESG 业绩基准，基于 ESG 评价体系、开展 ESG 评

分评级，纳入 ESG 属性突出的成分股，编制、发布 ESG 指数，帮助投资机构及投资者更好

地甄别 ESG 投资标的、度量 ESG 投资业绩。

附录

APPEND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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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数据来源：PRI 官网，财新数据。

2. 数据来源：晨星报告。

3. 数据来源：麦肯锡报告。

4. 数据来源：PRI 官网，财新数据。

5. GSIA：Global Sustainable Investment Alliance。

6. 数据来源：GSIA 官网。GSIA 每两年发布一次《全球可持续性投资报告》，数据引用自

2020 年最新报告。

7. 数据来源：晨星报告

8. 数据来源：GSIA 官网。

9. 数据来源：PRI 官网。

10. 数据来源：麦肯锡报告。

11. 数据来源：中证报告。

12. 数据来源：中国上市公司协会。

13. 数据来源：基金业协会官网。

14. 数据来源：基金业协会官网。

15. 数据来源：晨星报告。

16. 基金分类定义详见“五 . 1.ESG 基金分类”。

17. 基金分类定义详见“五 . 1.ESG 基金分类”。

18. 权益类公募基金：基金持仓中股票市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在 60% 及以上的公募基金。

19. 数据来源：财新数据，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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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中国 ESG 政策发展回顾

及 2023 年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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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中国 ESG 政策发展回顾及

2023 年展望

尽管疫情防控、宏观经济、国际局势等因素对 ESG 投资和绿色金融的发

展造成不确定性，但中国经济绿色低碳转型的中长期趋势不变，自上而下

的政策驱动仍是中国 ESG 发展最重要的驱动力

文｜郭沛源商道融绿董事长

中国 ESG 市场的发展与中国绿色金融市场的发展密不可分。因此，要讨论中国 ESG 政

策发展，必须要置之于中国绿色金融政策发展的大环境之中。

经过多年探索，中国人民银行总结了“三大功能”“五大支柱”的绿色金融发展思路。所

谓“三大功能”，是指绿色金融在资源配置、风险管理和市场定价方面的功能；所谓“五大支

柱”，是指绿色金融的标准体系、监管和信息披露、激励约束机制、产品和市场体系、国际合

作。下文参照“五大支柱”的结构，简要回顾全年 ESG 投资及绿色金融的政策发展，并作展望。

政策覆盖范围以境内市场为主，部分内容也涵盖香港市场。

一、标准体系

2022 年初，中国人民银行等四部委发布《金融标准化“十四五”发展规划》。文件指出：

标准是绿色金融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柱，要遵循“国内统一、国际接轨”原则，建立健全一套

严格、明确、细致、可操作的标准。文件提出了多项具体工作：统一绿色债券标准、丰富绿色

金融产品与服务标准、加快制定上市公司和发债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标准、研究制定并推广金融

机构碳排放核算标准、建立 ESG 评价标准体系、建立可衡量碳减排效果的贷款统计标准、探

索制定碳金融产品相关标准、加快研究制定转型金融标准。这些内容构成了 2022 年及未来数

年的绿色金融及 ESG 标准工作的重点。

部分工作在 2022 年取得成果。2022 年 4 月，证监会发布《碳金融产品》标准，对碳金

融产品分类、碳金融产品实施提出规范要求，为金融机构开发、实施碳金融产品提供指引。

2022 年 7 月，中国绿色债券标准委员会发布《中国绿色债券原则》，标志着国内初步统一、

与国际接轨的绿色债券标准正式建立，对促进绿色债券市场高质量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按照

该原则的规定，绿色债券所募集资金必须 100% 用于绿色项目。关于转型金融，中国人民银

行也已经在研究转型金融框架，暂未形成政策或标准。

2022 年，ESG 相关的团体标准呈现爆发式增长。截至 2022 年 11 月，已有《上市公司

ESG 报告编制技术导则》《企业 ESG 评价指南》《企业 ESG 披露指南》《企业 ESG 信息

披露通则》《企业 ESG 评价通则》《企业 ESG 评价规范》等六项团体标准。此类标准主要

由技术性社团组织各自立项、编制，因此相互之间可能会存在内容重叠。市场对此类标准的接

受程度，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还有一些标准由地方组织编制，作为地方标准或指引文件。譬如，2022 年 7 月，湖州市

发布《“碳中和”银行机构建设与管理规范》，这已是湖州获批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以来

发布的第 14 项绿色金融地方标准。2022 年 9 月，深圳制定《深圳市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

指引》，为金融机构开展环境信息披露提供统一、细致、实操、先进的指导。在重庆，2022

年 6 月，重庆市金融学会发布了《绿色金融数字化平台建设指南》。

二、信息披露

ESG 信息披露或环境信息披露向来很受关注。有关监管部门总体支持提升 ESG 信息披

露水平，但要有一个适当的过程。因此，笔者认为相关进展可以用“小步疾行”来描述，而不

是一下子迈出全面强制披露这“一大步”。

2021 年底，生态环境部印发了《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管理办法》，对一定范围的上市

公司及发债企业等五类企业提出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的要求。与该管理办法相配套的《企业环境

信息依法披露格式准则》在 2022 年 1 月发布。

在资本市场，2022 年 1 月，上交所和深交所分别更新了《上市规则》，首次纳入了企业

社会责任相关内容，包括在公司治理中纳入社会责任、要求按规定披露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情况、

损害公共利益可能会被强制退市三个方面。《上市规则》明确，上市公司应当按规定编制和披

露社会责任报告等非财务报告。在以往的实际操作中，交易所已对部分上市公司实施“强制”

披露，包括上交所的上证公司治理板块样本公司、境内外同时上市的公司及金融类公司，以及

深交所的深证 100 样本公司。2022 年 1 月，上交所又把科创 50 样本公司也纳入强制范围。

2022 年 4 月，证监会发布《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指引》，将 ESG 信息作为投资者

关系管理中上市公司与投资者沟通的内容之一。

从政策方向看，两类企业信息披露的政策压力较大。一类是央企控股上市公司。2022 年

5 月，国资委发布《提高央企控股上市公司质量工作方案》，要求央企控股上市公司贯彻落实

新发展理念、探索建立健全 ESG 体系。工作方案提出明确的目标，即推动更多央企控股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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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披露 ESG 专项报告，力争到 2023 年相关专项报告披露全覆盖。为此，国资委研究中心

还启动了《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 ESG 信息披露指引研究》课题研究。

另一类是金融机构。2021 年，中国人民银行发布《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指南》行业标准，

虽然目前还是自愿标准的，但也促进了更多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编制环境信息披露报告。目前，

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招商银行等金融机构都在 ESG 报告外单独再发布环境信息

披露报告。深圳和上海已通过立法的方式强制辖区内部分金融机构披露环境信息。深圳是在

2020 年《绿色金融条例》中作出的规定，2022 年给出更详细的指引；上海则是在 2022 年

6 月发布的《上海市浦东新区绿色金融发展若干规定》中作出的规定，提出浦东新区银行业金

融机构法人应当按照《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指南》等标准要求，发布年度环境信息报告，鼓

励其他金融机构自愿发布。

2022 年，港交所的 ESG 报告要求也有所调整。从今年起，ESG 报告发布时间要和年报

发布时间同步。港交所还计划加强气候相关信息披露，预计相关行业须在 2025 年或之前按照

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TCFD）的建议作出披露。

三、激励机制

从过去几年实践看，对绿色金融和 ESG 投资的激励约束机制，以激励为主，约束为辅；

激励的核心则是以促进资金流入为主，降低成本为辅。笔者认为当下政策方向仍是如此。

2022 年，有两项政策措施产生较为重大的影响。一项是由银保监会在 2022 年 6 月发布

的《银行业保险业绿色金融指引》，要求银行保险机构应当从战略高度推进绿色金融，加大

对绿色、低碳、循环经济的支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这项指引把银行业的非信

贷业务、保险业的承保及资管业务也纳入进来，激励更多资金投向绿色金融领域，涉及总计数

十万亿的资产规模。

保险行业特别是保险资管的积极性显著提升。2022 年 9 月，保险资管协会发布《中国保

险资产管理业 ESG 尽责管理倡议书》，倡议保险资管机构积极推动绿色转型，从尽责管理职

责出发，引导被投企业在内的利益相关方共同努力构建绿色发展生态圈。

另一项重要政策是气候投融资试点工作。这项工作可追溯至 2020 年由生态环境部等五部

委印发的《关于促进应对气候变化投融资的指导意见》，提出开展气候投融资地方试点的计划。

2021 年 12 月，生态环境部等九部委印发《关于开展气候投融资试点工作的通知》，正式启

动试点申报。2022 年 8 月，首批 23 个试点名单公布，包括 12 个市、4 个区、7 个国家级新

区。预计这些试点会陆续采取行动，如发展碳金融、建设项目库等，引导和促进更多资金投向

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投融资活动。

在“双碳”目标的引领下，地方政府促进绿色金融发展的积极性进一步高涨。根据商道

融绿中国绿色金融政策数据库统计，2022 年前三季度，全国省、地、区级政府部门发布了约

160 项绿色金融相关政策，其中与碳相关的 61 项。譬如，2022 年 6 月，广东省印发《发展

绿色金融支持碳达峰行动实施方案》，提出明确目标：绿色贷款余额增速不低于各项贷款余额

增速，2030 年绿色信贷占全部贷款余额的比重达到 10% 左右，这必将推动更多资金投向绿

色领域。

发展绿色金融专营机构也是地方绿色金融激励的新趋势。广东、上海、浙江等地都在文件

中提出鼓励金融机构设立绿色专营机构。在深圳，2021 年 6 月，深圳下发《关于加强深圳市

银行业绿色金融专营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试行）》，同年 11 月首批 11 家机构成为挂牌专

营机构；2022 年 8 月，又有 10 家机构成为第二批挂牌专营机构。

四、产品创新

以规模计，ESG 投资和绿色金融的主要产品形态依次为绿色信贷、绿色债券、ESG 证券

基金。政策推动产品创新的方向也与之相匹配。

绿色信贷已经发展了十多年，产品体系相对成熟。今年引起市场较大反响的政策是 2021

年 11 月中国人民银行创设的两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即碳减排支持工具和支持煤炭清洁高

效利用专项再贷款。本质上说，两个工具都是专项再贷款，以定向发放低成本资金，只是前者

以银行贷款本金的 60% 提供支持，后者则可以达到本金的 100%。1.75% 的再贷款利率对银

行有较大吸引力，因此两项工具均撬动了银行积极性。据统计，2022 年上半年，两项工具发

放资金分别达到 1827 亿元和 357 亿元，撬动贷款 3045 亿元和 439 亿元，合计减排 6000

万吨二氧化碳当量，效果明显。

绿色债券领域的产品创新相关政策也不少。2022 年，《中国绿色债券原则》以附件形式

明确了绿色债券的品种，包括普通绿色债券（含蓝色债券、碳中和债两个子品种）、碳收益（环

境相关权益）绿色债券、绿色项目收益债券、绿色资产支持证券四种品类。中国绿色债券市场

首次统一了品种分类。

从具体产品看，政策力推产品创新的方向有转型债、蓝色债和社会责任债。2022 年 5 月，

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发布《关于开展转型债券相关创新试点的通知》，正式推出转型债券产品。

需要指出，转型债券不属绿色债券，主要支持方向是传统行业转型升级，特别是碳排放较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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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行业。蓝色债方面，2022 年 3 月，深交所完成首批蓝色债券的发行，至此蓝色债券实现

了银行间市场和交易所市场的全覆盖；2022 年 10 月，海南省财政厅在香港发行 50 亿离岸人

民币债券，其中包括 12 亿元的 2 年期蓝色债券，是地方政府首次发行蓝色债券。社会责任债

方面，去年 11 月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发布《关于试点开展社会责任债券和可持续发展债券

业务的问答》，推出社会责任债券和可持续发展债券。因为试点阶段仅对境外发行人发行熊猫

债开放，所以发行量偏小，今年前三季度只有亚投行在 6 月发行了 15 亿元可持续发展熊猫债。

五、国际合作

中国一直积极参与绿色金融领域的国际合作，包括 G20 可持续金融工作组、央行和监管

机构绿色金融网络（NGFS）、可持续金融国际平台（IPSF）、《“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

（GIP）、可持续金融与银行网络（SFBN）、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可持续金融技术委员

会（ISO/TC 322）、联合国发起或支持的负责任银行原则（PRB）、负责任投资原则（PRI）等。

2022 年，相关工作都取得一定进展。中国人民银行牵头制定 G20 关于金融支持高碳行

业有序转型的政策框架以及《2022 年 G20 可持续金融报告》，该报告在 2022 年 10 月的

G20 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获得批准。2022 年 9 月，ISO 正式发布《支持绿色金融发展的项目、

活动和资产环境准则指南》（ISO14100），这是由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牵头完成的国际标准，

也是中国专家在 ISO 绿色可持续金融领域牵头制定的第二项国际标准。此外，在政策引导下，

中资金融机构也积极参与各类国际平台和倡议，2022 年签署 PRB 的中资银行超过 20 家，

签署 PRI 的中资金融机构超过 100 家，中资会员数量均达到了历史新高。

在国际合作中，中国机构秉持求同存异的基本原则，一方面寻求与国际框架的趋同，另一

方面则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绿色金融分类标准的国际合作是这一思路的典型体现。2022 年，

中国人民银行与欧盟有关部门联合发布《可持续金融共同分类目录》，识别了 72 项对减缓气

候变化有重大贡献的经济活动，为境内外绿色债券市场互联互通奠定基础。自共同分类目录发

出之后，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德意志银行先后在业务中参照了该目录。

信息披露国际准则也是 2022 年中国参与国际合作的热点。2021 年，国际财务报告基金

会（IFRS）成立国际可持续准则委员会（ISSB），获得各方关注。2022 年 6 月，ISSB 任

命中国财政部代表担任委员；8 月，ISSB 任命世界银行原副行长华敬东担任副主席。此前的

4 月 ISSB 成立了特别工作组以加强全球基准和世界各地标准的兼容性，成员包括中国财政部。

这说明中国高度关注和积极参与 ISSB 工作。技术层面，2022 年 3 月，ISSB 发布了两份标

准草案，公开征求意见。中国财政部和证监会都正式反馈了意见，总体认可 ISSB 拟定标准的

价值和意义，但也指出一些中方关切的技术问题，特别是加强 ISSB 标准的包容性，以便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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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还有中小企业等不同情况。

六、前景展望

展望新的一年，尽管疫情防控、宏观经济、国际局势等因素对 ESG 投资和绿色金融的发

展造成不确定性，但笔者认为中国经济绿色低碳转型的中长期趋势不变，中国 ESG 市场还有

很大的增长空间，自上而下的政策驱动仍是中国 ESG 发展最重要的驱动力。

笔者预计，未来一年有几个政策趋势值得关注。一是对“中国式”ESG 的政策探讨。

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ESG 和绿色金融在当中应发挥怎样的作用？如何在 ESG

信息披露、ESG 评级方法、绿色金融分类中体现中国的特点？这些问题在 2022 年已经有不

少讨论。2022 年 11 月成立的中国上市公司协会 ESG 专业委员会在工作计划中即提出要“形

成具有中国特色、国际认同的 ESG 管理体系和评价体系”。笔者预计，未来一年这方面的讨

论会更多，且可能形成一些初步成果。二是对反漂绿问题的持续关注。中国人民银行已经多次

提及在发展绿色金融时要重视反漂绿，关注重点是绿色信贷和绿色债券；但在境外，ESG 投

资基金也是反漂绿的前沿，欧盟出台的《可持续金融信息披露条例》（SFDR）已经对各类资

管产品产生影响。笔者预计，照此趋势，资本市场特别是公募基金的反漂绿问题会逐步受到境

内监管机构的重视。三是对金融机构碳核算的政策推动。近一两年，从中央到地方都在摸索金

融机构资产层面碳核算的做法。此前，中国人民银行拟定《金融机构碳核算技术指南（试行）》，

并在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试点。笔者预计，2023 年这些试点工作或能产出初步经验和实

践以作推广。此外，银行的气候压力测试、银行个人客户的碳账户等相关问题也会是政策和标

准关注的新兴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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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业保险业开展

ESG 投融资的潜力与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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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业保险业开展 ESG 投融资的

潜力与路径

发展 ESG 投融资，银行保险业大有可为。通过 ESG 投融资活动，在更

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的同时，银行保险机构

可以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还可以强健自身，

改善资产结构，优化资源配置，助力高质量发展

文｜叶燕斐银保监会政策研究局一级巡视员

刘继光银保监会政策研究局研究人员

赵琴琴银保监会政策研究局研究人员

党的二十大对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进行了远景布局，勾画出我国未来几十年发展的

宏伟蓝图。要实现这些蓝图，需要金融资源的系统化配置，银行保险机构在此过程中可以发挥

积极作用。对于银行保险机构来说，发展 ESG 投融资既是责任所在，也面临诸多机遇。通过

ESG 投融资活动，在更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的同时，银行保险机

构可以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还可以强健自身，改善资产结构，优化

资源配置，助力高质量发展。

扩大 ESG 投融资是应对国内外挑战的有力方式

自 2012 年起，我国经济结构调整进入深水区，经济增长面临动能转换，过去严重依赖高污

染、高排放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开始向注重技术进步、环境优化、生态改善的高质量发展模式转

变。随着经济转型持续推进，再加上近几年新冠疫情对供需的冲击，有效供给和有效需求不足

现象并存，我国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国际形势更加不容乐观，新冠疫情给本就低迷的世界

经济带来严重影响，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受到冲击，再加上宽松的货币政策、俄乌冲突等多种因

素交织，引发严重的全球性通货膨胀，发达经济体为抑制通胀问题采取的多轮激进加息政策抑

制了消费和投资活动，全球经济面临进一步萎缩。在国内外新形势、新变化面前，ESG 投融资

可以给银行保险机构提供新视角、新方法、新理念，为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关键贡献。

（一）ESG 投融资有助于美丽中国建设。党的二十大将美丽中国建设列为中国式现代化的

重要方面。美丽中国建设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了促进生态环境改善和人民

生活水平提高，应当加强 ESG方面的投融资，推动绿色、低碳、循环经济发展。能源发展方面，

目前我国新能源汽车渗透率虽然已超过 30%，但发展仍旧不足，有必要继续加强对新能源领域

的投资。传统行业方面，针对高耗能、高排放行业的低碳技术也将迎来快速发展，比如，二氧化

碳加氢等技术的研发与推广等，低碳技术在发展过程中需要金融的大力扶持。传统制造业、交

通运输业也有大量资金需求，比如，绿色建筑从设计到施工环节会采用大量新技术，都离不开

大量资金投入。

（二）ESG 投融资可以有效扩大社会领域投资。传统投资行为大多坚持价值投资理念，侧

重于项目短期盈利效果和财务表现，而对于那些收益不太明显的基础设施领域则缺乏足够支

持，长期投资意识不足。通过 ESG 投融资，可以将投资视域聚焦于传统价值投资所覆盖不到

的社会、民生等领域，扩大在社会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促进长期可持续发展。比如，我国教

育、医疗、卫生健康等公共服务相对落后，教学设施、体育器械、医疗设备等相比发达国家拥有

很大差距。在医疗领域，2021 年我国每千人病床数为 6.7 张，传染病负压病房数量在新型冠

状病毒等全球性流行病面前更显得捉襟见肘；教育行业则面临设施陈旧、配套不齐全等问题。

通过 ESG 投融资活动，可以大力推动这些领域发展，缩小我国与发达经济体在社会建设方面

的巨大差距，也有助于共同富裕目标实现。

（三）ESG 投融资有助于完善我国能源体系及基础设施建设。我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

电力系统，煤电装机容量和发电量均超过全球总量的一半，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已达世界可

再生能源装机总量的 30% 以上，水电、风电、光伏、生物质发电装机规模和在建核电规模稳居

世界第一，此外还建有全球最大规模的充电网络，加氢站数量也位居世界第一。但是，目前我

国的能源消费结构仍以化石能源消费为主，非化石能源消费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不足 20%。

未来，随着“双碳”目标的持续推进，能源领域将面临快速转型，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

体系将成为未来重要方向。在 ESG 投融资理念指导下，银行保险机构可以在支持能源体系完

善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发力，在可再生能源替代行动中为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海洋能、地

热能等设施建设中提供资金支持，积极支持现役煤电机组节能升级、煤电节能降碳改造、煤炭

清洁高效利用，为新兴电力基础设施建设提供金融产品与服务。

（四）ESG 投融资可以推动交通领域低碳转型。我国轨道交通发展态势良好，截至 2021

年末，我国大陆地区共有 50 个城市开通城市轨道交通，投运线路总长度已超过 9000 公里，但

是城市轨道在建筑施工、装备制造、运营等环节存在碳排放量大的问题。银行保险机构可以大

力支持绿色城市轨道和零碳城市轨道建设，从包括规划、设计、建设、装备制造、运营在内的全

生命周期和全产业链介入，支持城市轨道绿色转型。此外，铁路运输在节能降碳方面具有明显

比较优势，金融行业也可以通过支持货运铁路的建设，助推整个交通运输业的绿色转型。

（五）ESG 投融资可以助力完善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废气、废水、垃圾等是造成环境污染、

制约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废气、废水和垃圾处理项目的短期经济效益不明显，缺乏对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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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吸引力，更多依赖财政扶持，这会加大财政压力。在 ESG 投融资理念下，银行保险机构

可以大力支持废气、废水和垃圾处理的基础设施建设，为城乡长期可持续发展打造良好的生态

环境；还可以支持水库、堤坝、排灌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减轻极端天气、自然灾害对人类居住环

境的破坏程度。目前我国 80% 以上的建筑是高耗能建筑，建材生产、施工和运行阶段的碳排

放一直居高不下，建筑业碳排放也是我国碳排放的重要来源。未来，建筑的节能降碳将是实现

“双碳”目标过程中的关键方向，银行保险机构可以大力支持城乡绿色建筑发展，实现建筑领域

的绿色转型。

（六）ESG 投融资可以促进制造业加速转型。制造业是我国经济命脉所系，经过多年发展，

我国已是制造业第一大国，拥有世界上最完整、独立的工业体系。在经济社会快速转型过程中，

高耗能、高排放的制造业企业要么面临被淘汰命运，要么转型升级。在低碳发展新时代，传统

制造业将快速向绿色化、低碳化和数字化转型。在这个过程中，制造业企业可以通过低碳方面

的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实现弯道超车、换道超车，打造在全球制造业产业链的优势地位。通过

ESG 投融资，银行保险机构可以在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和低碳技术研发过程中提供关键支持。

（七）ESG 投融资有助于提高我国资本市场的国际竞争力。相对于美、欧等地区的资本市

场，我国资本市场经过三十多年发展，上证指数依旧徘徊在 3000 点左右，与发达资本市场相

比十分孱弱，缺乏在技术和商业模式方面全方位领先的一流企业。我们拥有着庞大的经济体，

绿色低碳时代已经来临，扩大 ESG 投融资可以作为壮大资本市场的重要手段，培育一批先进

的上市公司、头部企业。在 ESG 投融资理念指导下，银行保险机构可以从支持绿色低碳先进

技术研发，鼓励绿色化、数字化、智能化的商业模式发展出发，投资、培育并孵化一批优质企

业，从一级市场 VC/PE 投资到二级市场融资，全方位重塑我国资本市场，提高我国资本市场的

国际竞争力，甚至最终实现对国际资本市场的引领。

（八）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扩大 ESG 融资是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抓手。全球化高

度发达的今天，高通胀以及发达经济体多次加息对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冲击，进一步衰退或不可

避免，可持续发展领域将成为未来投资主赛道。扩大投资须全面考虑社会问题，特别是比较明

显的发展不平等问题。新兴经济体拥有巨大发展潜力，可以扩大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支持低

收入群体、弱势群体发展，改善就业、教育、医疗等民生问题，让广大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化进

程，减缓国家之间发展不平等、极端贫困等问题，提高全球生产力，给全球经济注入新活力。美

联储加息导致金融资产价格回落，在寻找投资标的过程中，金融资本可以聚焦粮食安全、气候

变化、生态修复等领域，投资于有助环境改善的低碳技术和模式创新，以及数字化技术等方面

的资产。可持续发展需要稳定的政策环境，实施好“一带一路”倡议可以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

新兴经济体 ESG 投融资提供良好的发展基础。目前我国已承诺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切实

履行应对气候变化的大国承诺，银行保险机构通过 ESG 投融资，大力支持发展中国家建设，

“一带一路”将会更宽、更广、更远。

持续推动银行保险机构扩大 ESG 投融资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要坚持可持续发展。

对于金融业来说，发展 ESG 投融资既是全面贯彻二十大精神的重要体现，也是趋势引导下的

必然选择。银行保险机构应重塑投融资理念，培育可持续发展意识，在 ESG 投融资方面持续

发力，不断扩大 ESG 投融资的覆盖面。

（一）全面树立 ESG 投融资理念。党的二十大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历史

任务，要求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都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银行保险机构要以二十大精神为指引，落实新发展

理念，从战略高度树立 ESG 投融资理念，认真对标二十大报告相关要求，积极推进共同富裕目

标实现和美丽中国建设。在新时代下，银行保险机构单纯追求商业回报，忽略环境和社会效益

的发展思路是行不通的。在未来的投融资活动中，银行保险机构务必将思想统一到二十大报告

指明的大方向上来，不断扩大 ESG 方面的投融资，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确保支持的每一

个项目、每一家企业都与政策方向和全球发展潮流相一致，积极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促进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

（二）认真落实监管部门最新政策。银行保险机构要根据银保监会近期印发的《银行业保

险业绿色金融指引》（以下简称《指引》）相关规定，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从战略

高度推进绿色金融，加大对绿色、低碳、循环经济的支持，防范环境、社会和治理风险，提升自

身的环境、社会和治理表现，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银行保险机构要认真落实《指

引》的各项规定，将相关要求融入到开展具体业务过程中，实现《指引》的相关要求与公司组织

架构、政策体系、能力建设、投融资流程、内控管理、信息披露等方面的全面结合。

（三）持续防范 ESG 投融资风险。银行保险机构应当有效识别、监测、防控业务活动中的

ESG 投融资风险，完善相关政策制度和流程管理，增强风险抵御能力。围绕风险防控的薄弱

点，开展情景分析和压力测试，加强投贷管理，将 ESG 因素充分纳入投前、投中、投后以及贷

前、贷中、贷后等环节，并将 ESG 理念纳入客户评价体系，动态监测、评估企业投融资情况，

发现问题并及时止损，有效防范资产搁浅的风险。银行保险机构要结合自身实际，积极运用大

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完善自身绿色金融管理水平，提高信息化、集约化服务能

力，强化 ESG 投融资风险防控。

（四）大力加强人才培养和能力建设。人才是第一资源。银行保险机构要强化创新能力建

设，密切重视专业人才培养，打造专业人才培训体系，结合现实发展需求和人才成长规律，开发

适应 ESG 投融资发展的培训课程体系，培育一批拥有国际视野，既熟悉金融业务又精通低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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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数字科技的综合性、普惠性人才。与此同时，要积极借助“外脑”的力量，加强与第三方

专业机构、管理咨询公司长期合作，依托外部力量和成熟经验，持续改善自身 ESG 投融资服务

水平。

（五）强化 ESG 投融资的信息披露。ESG 信息披露是银行保险机构贯彻新发展理念、履

行社会责任、落实监管要求、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举措。要在现有信息披露的基础上，借鉴国

际先进经验，结合当前工作重点，围绕我国“双碳”和共同富裕目标，制定适用于我国银行保险

机构的 ESG 信息披露标准，分层次、分重点、分阶段实施，不断提升银行保险机构的信息披露

水平。研究制定 ESG 信息披露标准，明确披露原则，准确界定披露范围和指标颗粒度，考虑披

露成本，采取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式，增强披露的可操作性。对于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行

业 / 企业，银行保险机构要加强沟通交流，引导其对相关信息开展详细披露，以便全面评估各项

投融资活动风险，确保资金流向和资金用途合理有效。

研究建立针对企业的 ESG 评价体系

在传统的企业评价体系中，银行保险机构主要关注企业的经营稳健性和财务表现。随着企

业面临的环境、社会等方面的非财务风险越来越多，单一财务维度不足以覆盖企业面临的所有

风险，以环境污染、气候变化为代表的非财务风险将会给企业经营带来不利影响，加大企业的

财务风险，最终损害银行保险机构的利益。新形势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出更高要求，企业发

展必须符合环境、社会利益，企业的 ESG 表现也将最终影响银行保险机构的经营业绩和 ESG

表现，因此，有必要针对企业建立一套与财务指标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补充的 ESG 评价指标体

系。

环境（E）方面要关注企业在环境保护方面的评价。比如，企业是否依法合规、有无重大处

罚、有无重大声誉风险、产品责任、产品质量等一系列定性指标，在长期则要关注企业碳排放总

量和碳效率（即企业单位碳排放量带来的营业收入或净利润）等核心定量指标，高度关注企业

在实现“双碳”目标过程中是否能够保持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是否能够确保后代享有一样的

生态环境。

社会（S）方面要聚焦对员工、客户以及社会责任方面的评价。比如，对员工雇佣关系、福

利、职业发展、安全等方面的评价，督促企业维护职工利益，促进员工职业和身体健康，做好员

工职业规划；对客户关系、产品和服务质量、消费者权益等方面的评价，做好产品供应链管理，

不过度占用供应商资金；对企业扶贫攻坚、公益慈善和共同富裕等方面的评价。

治理（G）方面要关注董事会制定的公司战略方向，确保董事会有成熟的治理理念。比如，

企业的发展方向是否在政治和理念方面与国家大政方针保持一致；企业是否建立良好的治理机

制，是否考虑到消费者、职工、大小股东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是否能够平衡好各利益相关者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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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并在环境、社会方面建立治理机制；是否建立 ESG 信息披露制度和指标体系，并真实、准

确、及时、公开地开展信息披露。

发展 ESG 投融资需要更好地改善外部环境

良好的外部环境是 ESG 投融资发展的重要前提，目前我国金融支持绿色发展和低碳转型

取得了积极进展，但是在市场机制建设、碳市场发展、环境信息披露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需

要在未来进一步研究完善。

（一）建立并完善市场定价机制

建立并完善市场定价机制，可以发挥价格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以及市场机制的

激励功能，让商品价格真正体现它的所有成本，对环境损害成本进行量化并实现内生，以市场

化的方式快速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

一是理顺能源价格形成机制。石油在能源消费中占 30%~40%，且已建立起从生产端的生

产价格到销售的价格联动机制，但是在电力市场没能实现这一点，煤炭的价格联动机制一直没

有建立，煤炭价格波动不能传导至最终零售市场。可以参照石油市场，建立起生产成本和消费

价格之间的联动机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实现价格的供需调节功能，助推外部成本内生

化，促进全社会形成能源节约意识，提高能源效率。

二是推动形成环境成本内生化。在能源领域，煤炭市场价格没能考虑外部成本的情况下，

我国煤价远低于国际社会，煤电价格，并不能反映真实成本，导致资源浪费严重。此外，高污

染、高排放企业也因为环境成本内生机制缺失，不需要针对污染排放向社会做出生态和环境补

偿，减排意愿不足。一旦市场定价机制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外部成本的内生化将会使得电价

合理提升，企业的排污成本也将上升，企业碳减排和居民节电意识会大幅提高，将极大推动未

来的技术提升和节能改造，也有利于优化我国的能源体系。

（二）完善碳排放权市场建设

一是探索建立总量控制的碳市场。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完善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调

控，重点控制化石能源消费，逐步转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目前我国碳排放总量控

制的目标还不够明确，碳市场交易按照平均的碳排放效益来分配指标，并按照碳排放强度进行

控制，尚未实现总量控制，要把当前的碳排放机制转变为通过市场交易进行控制。未来需对碳

排放总量进行适度控制，这样才有助于碳价上涨至合理水平。据研究，我国冶金、建材等行业

很可能在 2025 年前实现碳排放达峰，针对这些行业，现在就应该制定阶段性碳排放总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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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另外，碳排放是有代价的，要充分发挥碳价调节作用，推动碳排放从无偿分配向有偿分

配转变，引导企业强化碳排放的成本意识。

二是逐步放开碳排放自愿交易，建设全国统一的自愿减排交易市场。目前一些国际知名企

业已经要求其产业链、供应链加入碳减排行列，比如，美国的苹果公司要求所有业务、生产供应

链及产品生命周期在未来十年内实现净零目标；富士康计划到 2025 年减排 21%，2050 年实

现零排放。目前我国电子行业等领域的自愿减排意愿也越来越强。规定在哪些行业放开自愿减

排，尽快启动抵消机制，可以促使更多符合条件的区域、行业和经营活动加入碳排放交易。

（三）持续强化环境信息披露

一是强化法律体系保障。目前，我国碳排放相关法律缺失，要先完善基础性的立法工作，

解决执法依据问题，然后以法律为根基，制定相应配套政策，加强市场监管，对违法行为进行处

罚，通过法律强制手段，督促企业严格执行环境信息披露相关政策。

二是积极引入第三方督查机制。有公信力的、公正的第三方机构是保证信息披露真实性的

关键，核查、认证、担保、征信等领域都需要法律的有力保障和配套政策的支持，因此，需要加

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为树立第三方机构的公信力提供法律法规保障。

三是制定差异化的信息披露标准。对于暂时没被纳入碳交易市场的行业，可以先使用能源

消耗量进行简单披露，降低披露成本，提高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和信息的可得性。

四是强化金融科技运用。大力引进并充分利用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前沿

技术，自动监测企业碳排放信息，快速实现企业碳排放信息与碳市场的对接，提高碳市场交易

的时效性、准确性和便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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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0 年起，中国光大银行（下称光大银行）已连续发布 12 份社会责任报告，2020

年并制定了社会责任三年发展规划，提出用三年时间将社会责任及 ESG 理念全面融入全行各

级工作中。中国提出“双碳”目标以及银保监会发布《银行业保险业绿色金融指引》（下称《指

引》）之后，光大银行进一步明确了推动“双碳”目标和发展绿色金融的服务定位，将绿色低

碳发展嵌入“一流财富管理银行”总体战略，积极建设“绿色光大”：一方面，以绿色金融发

展作为提高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和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与此同时，印发《中国光大

银行环境、社会和治理风险管理政策》，将 ESG 风险纳入银行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在推动自

身低碳转型发展的同时，通过践行央企金融机构环境气候责任和社会责任，助力碳达峰碳中和

目标实现。2022 年，光大银行被纳入恒生 A 股可持续发展企业指数，并入选福布斯中国发布

的“中国 ESG50”榜单。

一建立 ESG 组织架构和工作机制

为了全面落实绿色金融和 ESG 工作，光大银行总行建立了“董事会—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高级管理层—资产负债管理委员会（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领导小组）—碳达峰碳中和专业工作组”

的绿色金融工作组织架构及相关常态化工作机制。

其中，董事会承担全行绿色金融主体责任，确定绿色金融发展战略，审批高级管理层制定

的绿色金融目标等，批准实施相应工作安排。董事会战略委员会负责绿色金融工作，监督、评

估绿色金融发展战略执行情况。高级管理层落实董事会审定的绿色金融目标。光大银行明确，

行长牵头负责本行绿色金融工作的统筹推进。行长作为资产负债管理委员会主任，通过资产负

债管理委员会的运行，建立全行绿色金融议事协调机制。资产负债管理委员会承担全行碳达峰

实践之声

光大银行的 ESG 探索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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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中和工作领导小组职能，统筹推进绿色金融工作。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领导小组下设三个专

业工作组，由资产负债管理部、风险管理部、办公室分别从绿色金融、环境与气候风险管理、

银行低碳运营三方面会同相关部门推进具体工作。

光大银行正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绿色金融常态化工作机制。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会同三个专业工作组，及时跟进政策、市场动态以及全行“双碳”及绿色金融工作开展情况，

按季向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领导小组报告，并按年度汇总向董事会进行报告。

二瞄准绿色转型机遇管理 ESG 风险

结合国家战略目标、监管要求和银行自身业务发展需求，光大银行将绿色金融作为践行

ESG 的主要抓手，以把握能源和产业变革带来的发展契机，同时防范 ESG 风险，提升自身

ESG 表现，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今年银保监会《指引》发布之后，光大银行相应制定了《中国光大银行绿色金融工作管

理办法（试行）》及《中国光大银行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及绿色金融工作中期行动方案（2022-

2025）》，明确了到 2025 年的中期发展目标，包括绿色金融业务占比持续提升、绿色金融

产品体系持续丰富、绿色金融创新取得突破、绿色融资业务余额及带动的环境和社会效益明

显提升、环境和气候风险管理体系逐步健全、环境和社会信息披露不断完善等定量和定性目标。

截至 2022 年 9 月末，光大银行绿色贷款余额 1819 亿元，较年初增长 46.0%，清洁能源贷

款余额 275 亿元，较年初增长 116.2%，均超过全行一般贷款增速。同时，光大银行根据《指

引》要求，补充修订了 ESG 风险管理政策，进一步明确和优化了 ESG 纳入流程。

光大银行明确，坚决落实“绿色信贷一票否决”制，如果在社会、环境等方面不能达到

最低合规要求，将被限制准入。光大银行同步修订了行业授信政策，对节能环保行业和环境

社会风险较高的行业，明确绿色管理相关要求；同时加强了对产能过剩行业（如钢铁、水泥、

平板玻璃等）的限额管理以及分类管理，对关键客户进行“支持、维持、压缩和退出”四分

类管理，只有对支持类客户才可以新增授信窗口，这一名单定期更新，相关管理要求也逐年

重建。光大银行还根据内部外标准，建立了全行信贷业务高碳标签，覆盖石化、化工、建材、

钢铁、有色、造纸、电力和航空八大控排行业，监测高碳资产的规模变化和资产质量变动。

对于高碳行业，光大银行不简单采取排除和退出法，而是通过制定细化方案，着眼于促进

信贷结构优化升级。比如，光大银行制定了支持先进钢铁制造业方案，希望以此促进传统产

业低碳升级改造。通过碳减排支持工具分类和绿色金融分类的衔接，不断优化信贷结构，并

支持国家“双碳”目标实现。

光大银行已将绿色和 ESG 相关要求纳入授信尽职调查和审查要求，重点关注项目是否符

合国家产业政策导向、项目环评是否与规划环评的总要求相容、项目相关技术经济标准是否

达到国际和国内先进水平、有无重大环境、社会、治理风险等，对风险较高的客户实施贷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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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中、贷后全流程管控。

由于目前涵盖行业、产品、区域的碳排放核算标准体系仍处于初步建立期，光大银行表

示，从实践来看，目前根据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及银保监会印发的《绿色信贷项目节能减排

量测算指引》，可实现对清洁能源、节能环保、碳减排技术等领域绿色贷款的环境效益测算，

碳减排数据测算范围有序扩大，贷款带动的环境效益数据治理能力稳步增强。下阶段，光大

银行将按照国家金融管理部门与产业管理部门相关测算指引，有序推动资产端的碳排放强度

计量工作开展，根据资产端投放项目 / 行业 / 客户的碳足迹，测算资产投放的综合碳排放效率，

探索建立全行全口径资产二氧化碳减排量等综合效益的指标体系，为资产端可量化的碳达峰

碳中和路径规划提供参考和依据。

三挑战与建议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需要巨量投资，为银行业绿色转型和业务结构优化调整带来新机

遇。但低碳转型也将重塑银行现有的发展模式和资产定价机制，这一过程将给银行业带来各

类挑战，在实践中仍然有许多课题需要应对：

首先，绿色转型对银行现有业务模式、产品设计和经营思路提出挑战。银行持有的高碳行

业信贷资产价值及部分抵质押物价值不确定性增大，银行信用风险有所凸显，资产质量管控

压力加大。

其次，信息不对称对银行识别和评估环境风险影响带来挑战。为准确把握环境风险敞口，

银行需要大量详实数据，但是目前能源使用模式、碳排放水平、碳足迹和减排策略等与环境

气候相关的企业信息获取难度较大，信息披露制度尚不健全，环境风险信息数据库有待建立

和完善。

相应，银行如何开发模型，识别、评估、管理气候变化风险也面临挑战。光大银行表示，

由于气候变化风险等新型风险评价方法、压力测试模型尚不成熟，数据积累不够丰富，风险

识别评估有效性有待观察。例如，对气候变化直接或间接弱化借款人的还款能力、抵质押品

损毁或贬值导致的违约概率和违约损失率等信息，由于缺乏历史数据进行模型验证，商业银

行难以确定相应的风险资本占用和拨备计提值。

同时，国内绿色市场整体尚待成熟。光大银行认为，绿色项目具有期限较长、收益较低、

风险难以评估和计量的特点，在贷款端，传统风险定价模型下的绿色项目融资成本下行压力

较大；在债券端，由于目前中国绿色债券（含碳中和债）地方补贴激励政策覆盖面较小、用

途管理与国际标准存在差异、债券投资人尚需培育等因素，绿色债券在国内发展仍面临较大

制约因素。

针对这些挑战，光大银行认为，如能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激励机制等体系支撑，将有

助于推动绿色金融和 ESG 在银行业全面推进，如：有关部门制定统一规范的碳排放统计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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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等绿色标准体系，形成对信贷、债券、股票、基金、保险等产品领域具有广泛适用性的基

本指引；对银行有效管理环境和气候相关风险提出具体指导；完善绿色金融激励机制。探索综

合运用财政补贴、融资担保、税收优惠、市场准入、货币政策等手段，建立完善绿色投融资成

本分担和风险补偿机制。各家金融机构也可以在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及绿色金融工作的统筹机制

下，进一步加强协同工作指引，完善各部门、各经营单位双碳工作联系人沟通及会商机制，提

升协同效能，更好服务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此外，有效的 ESG 信息披露也是银行业开展 ESG 工作和价值传导的重要一环。作为

“A+H”股上市公司，光大银行经过深思熟虑和总结多年社会责任报告发布经验，在发布社

会责任报告时选择了三个维度的标准：一是满足上市监管方面的信息披露要求，包括上交所、

联交所等；二是满足行业监管及行业协会要求，比如银保监会、银行业协会的相关要求；三

是对标领先国际标准。目前光大银行选取了被广泛引用的 GRI（全球报告倡议组织）标准、

SDGs(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对 ISSB（国际可持续发展准则委员会）相关标准的落地

也有相应关注。但是标准过多，也给 ESG 信息披露带来困扰。光大银行认为，在尊重不同市

场对于资本考量方式差异的基础上，若能对同一类型机构形成相应的 ESG 信息披露标准或指

引，将不仅有利于自身的 ESG 信息披露，也更便于经验交流和行业监管。绿色金融和 ESG

是一个生态系统建设，通过各方协作，才能不断向前推进，实现促进国家“双碳”目标实现和

高质量发展的功能。

（财新智库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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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备转型金融工具箱以对接碳中和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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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备转型金融工具箱

以对接碳中和目标

社会经济的绿色发展有赖于转型金融。本文从完备转型金融工具箱以对接

碳中和目标的视角，深入解析了气候指数，说明其背后理念，梳理各代指

数的目标、关注点、方法学、数据需求及披露要点

文｜邱慈观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教授、可持续金融学科发展专项基金学术主任

在我国进入第二个百年奋斗的新征程之际，二十大在全国期盼下开幕，在圆满声中闭幕。

会议期间，二十大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指出了明确方向，对金融工作提出了清楚要求；社会经

济应以绿色发展为重点，金融应以赋能绿色发展为目标。

为了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大讲话中，对于绿色金

融支持经济社会的绿色发展，给予两点提示：首先，针对加快发展方式的绿色转型，要完善支

持绿色发展的财税、金融、投资、价格体系和标准体系。其次，针对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

中和，要完善碳排放统计核算制度，健全碳排放权市场交易制度。

我国虽于“十三五”就已提出绿色金融，但当时的绿色金融以覆盖近零排放的“绿色”活

动为主，而未将一些当前高碳、却有低碳转型潜力的“棕色”活动纳入。随着“双碳”目标的

提出，《关于促进应对气候变化投融资的指导意见》《金融标准化“十四五”发展规划》等政

策文件都强调，实施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战略和落实“双碳”目标不能只靠绿色活动，还须仰

赖棕色活动的低碳转型。在此，建设气候投融资相关标准成了重要抓手，转型金融更是其中关键。

特别是，社会经济的绿色发展取决于转型金融，以资金赋能于有科学转型路径的高碳行业，

促其逐渐绿色低碳转型，才能稳妥推进碳中和。在过程中，转型金融工具的设计、企业碳排放

的核算、转型绩效的披露等，都是不可或缺的环节。尤其，转型金融工具的设计仰赖企业碳行

为相关数据，包括碳排放量、减排目标、脱碳路径、碳管理制度、绿色收入等，而数据的欠缺

除了会直接影响转型金融工具箱的完备性，也会间接影响碳中和的推进。在此情况下，我国相

关建设未及完善，造成转型金融工具的设计瓶颈，而这正是未来努力的方向。

有鉴于此，本文从完备转型金融工具箱以对接碳中和目标的视角，深入解析一种特别的金

融工具──气候指数。这种指数的出现虽然已有一段时间，但近年来其编制方法更细致化，数

据要求也更多元化。笔者以下先梳理气候指数的相关理念，再分析各代指数的目标、关注、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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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数据基础及披露要求。最后，笔者围绕着优化碳相关数据库、披露气候绩效、积极对接

碳中和目标等三点，针对国内转型金融发展现况加以说明，以展现进一步完备转型金融工具箱

的重要性。

气候指数的理念

气候指数是指数类金融产品，其根源可追溯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当时称为环境指数，针对

河川污染、臭氧层破坏、废弃物处置等广泛的环境问题。但直到最近几年，才出现真正针对性

的气候指数，背后原因显然出于气候变化问题的日益严重及全球应对机制的崛起。

气候指数针对的气候变化问题，因涉及对应的投资性质，故聚焦于气候变化的风险、机遇

和碳中和目标的衔接性三方面，从而形成了三代气候指数的关注点，它们分别以降低气候风险、

提高气候机遇及符合碳中和目标作为具体目标。

气候指数有股权类和债券类，但无论资产类别，它们会以某个宽基的母指数为基础，通过

ESG 投资策略，选出能达到既定目标的成份股。在此，母指数可以是国内的沪深 300 指数或

国外的明晟所有国家世界指数（MSCI ACWI）、罗素 1000 指数等，而 ESG 投资策略可以

是负面剔除法、可持续主题法或 ESG 整合法，视指数目标而定。但无论差异，指数编制方法

有几个固定步骤，包括挑选成份股、最小化追踪差异、权重设置、定期审核等，详情可参考各

知名指数的方法学说明。指数具有应用性，可作为公募基金、ETF 等金融产品的追踪基准。

对于已历经三代变革的气候指数，国际上常以 v1、v2、v3 称之，而标普、富时罗素、明

晟、势拓等国际知名的指数公司对各代气候指数都有所编制。以下本文借用明晟来说明指数方

法学，因为它将指数方法学公开披露于公司官网，透明性及参考性均佳。

第一代：降低气候风险

v1 以降低气候风险为目标，以碳排放风险为重点关注，故 v1 指数主要采用 ESG 投资策

略中的负面剔除法，排除碳排放量高、化石燃料储量高的行业或企业。另外，v1 指数常以低碳、

排除化石燃料等为名，以凸显其目标和方法学。

譬如，“明晟去化石燃料指数”（MSCI Ex-Fossil Fuels Index）就以 MSCI ACWI

为母指数，从中排除了有化石燃料储量的个股后形成。“明晟低碳领袖指数”（MSCI Low

Carbon Leaders Index）亦以 MSCI ACWI 为母指数，以降低其 50% 的碳排量为目标，从

中排除了化石燃料储量高、碳密度高的企业后形成。这只低碳领袖指数历史背景特殊，特别选

在 2015 年巴黎会议前夕完成编制，以支持全球共同携手对抗气候变化问题。

当然，在剔除法以外，v1 气候指数也可采用较温和的敞口优化法，通过降低高碳密度企

业的敞口及提高低碳密度企业的敞口来降低指数的整体碳足迹，譬如“明晟低碳目标指数”

（MSCI Low Carbon Target Index）的编制法。

在数据需求及披露要求方面，无庸置疑，v1 指数的数据需求落在企业范围 1、2 及 3 的

碳排放及化石燃料储量上，披露重点亦在此，包括相对于母指数而降低的碳足迹或碳强度。

国内方面，随着碳中和话题的崛起，v1 气候指数也现身于市场，“中证上海环交所碳中

和指数”即为其一。该指数以沪深市场股票为备选池，涵盖深度低碳和高碳减排两大领域，纳

入 100 家公司，以反映对碳中和有显著贡献的沪深上市证券。深度低碳领域包括清洁能源与

储能、绿色交通、减碳和固碳技术等，有 66 家公司入选，高碳减排领域包括火电、钢铁、建材、

有色金属、化工、建筑等，有 34 家公司入选。不言而喻，深度低碳的是“纯绿”活动，其目

前碳排放量接近于零，经由一些减排努力后可降为零。高碳减排的是“棕色”活动，其目前碳

排放量虽高，但有科学零碳转型路径，经由低碳转型努力后可逐渐成为零碳排放活动。

从编制说明看，该指数以一个碳减排评分模型来挑选指数成份股，故其目标应该在于降低

碳中和过程中的碳风险。它之所以同时纳入了纯绿和转型两类活动，是因为碳风险主要来自于

棕色活动，而非纯绿活动。在此，对照于先前国内仅以纯绿活动形成的碳中和指数，这只指数

连上了低碳转型概念，反映国内在理解碳中和概念上的进步。

第二代：捕捉气候机遇

v2 以捕捉气候机遇为目标，涉及识别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机遇领域，选出解决方案提供者

作为指数的被投资方。气候机遇发生在很多领域，各指数公司的看法未必相同。在此，明晟所

识别的气候机遇落在能够产生正面可持续性影响力的六个主题领域，包括可再生能源、能源效

率、绿色建筑、可持续水资源、污染防治、可持续农业等。在编制方法上，v2 指数采用 ESG

投资策略中的可持续主题法，从各领域中挑出优质公司。明晟将该法应用于由六个主题形成的

综合主题指数，也应用于单一主题指数。

数据需求及披露要求方面，由于 v2 指数重点挑选对环境可持续主题有积极影响的企业，

故明晟通过可持续影响力指标体系的框架来收集数据，从而形成其专有的可持续企业数据库，

作为指数成份股的备选池。

不过，编制“可持续企业”数据库并非易事。首先，编制方必须界定可持续产业领域、活

动和项目，其中包括纯绿类和转型类两种。其次，编制方必须克服可持续项目识别难度高、数

据不健全等问题，对于企业公开披露、政府网站、工商信息、学术组织、新闻舆情等多方数据

来源进行追踪，并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文本分析等金融科技方法来帮助识别企业的可持续活动

及项目。第三，编制方必须依据企业的可持续活动及项目，捕捉其在可持续产业领域的营业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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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及比重，并界定合格比重的阀值（譬如 50%），从而将达标企业纳入可持续企业数据库。

在 v1 和 v2 的基础上，市场上又出现了 v1+v2 型气候指数，目标在于同时降低气候风险

和捕捉气候机遇。v1+v2 型的编制方法不再使用剔除法或可持续主题法，而采用 ESG 投资策

略中的 ESG 整合法，将 ESG 因素以系统性方式纳入投资流程。常见的 ESG 整合法是基于

一套准则来全面调整指数中各成份股的权重，其优势在于能维持投资组合最大的多角化立场，

而这是排除某些企业的剔除法、或仅在特定范围挑选企业的主题法所难以相比的。

明晟的 v1+v2 指数以“气候变化”为名，通过 ESG 整合法来调整成份股权重，依据低

碳转型经济下的企业前景与碳风险管理能力，提高或降低企业敞口。相关判断建立在一套量化

方法上，其中包括低碳转型指标体系里的各种指标、实体活动的分类系统、明晟的专有数据等，

从而计算出各企业的低碳转型计分，以形成调权依据。明晟于今年 1 月初发布的“明晟中国 A

股人民币气候变化指数”就属于 v1+v2 世代，其后它更由农银汇理制成指数基金，成为一只

ESG 主题的理财产品。

第三代 : 对接碳中和目标

v3 依然以降低气候风险和捕捉气候机遇为目标，但它和先前世代的最大差异在于，指数

组合的脱碳轨迹必须符合一个当地公认的温控目标，其中尤以《巴黎协定》的 1.5 摄氏度温控

目标为最普遍公认的目标。与 v3 相较，v1+v2 不受《巴黎协定》的限制，从而表明 v3 的要

求更高。特别是，将 1.5 度温控目标转化为对 v3 指数组合脱碳轨迹的约束，譬如欧盟《气候

基准条例》（EU Benchmarks Regulation）对这类指数在年度脱碳率、十年脱碳率、纳入

高度应对气候变化行业等方面所做的限制。

为了将资金导入低碳和有气候防御性的经济体，《欧盟基准条例》指定了两个气候基准。

当投资组合中的资产完全符合《巴黎协定》的 1.5 度温控目标时，适用巴黎协定基准（Paris-

aligned Benchmark, PAB）。当投资组合中的资产符合脱碳策略时，则适用气候转型基准

（Climate Transition Benchmark, CTB）。两类指数的区别在于应对气候变化的积极性，

而欧盟技术专家团对两类指数给出最低编制要求。

更具体地，任何 PAB 及 CTB 基准都必须达到以下四点基本要求。第一，相较于母指数

或投资备选池，气候基准必须明显降低其整体碳排放强度 : 未来四年两个基准都必须逐渐纳入

高度应对气候变化板块的范围 3 碳排放、未来十年 CTB 的相对脱碳率必须达到 30%、PAB

必须达到 50%。第二，两个基准都必须在高度应对气候行业有重大敞口，而其敞口至少必须

相当于母指数或投资备选池的敞口。第三，两个基准都必须每年降低其碳排放强度，最低脱碳

率必须配合关连 1.5 摄氏度的全球脱碳轨迹。第四，两个基准各有其必须排除的行业和活动，

包括争议性武器、违反全球公约，以及来自化石燃料相关活动的收入占比等。

依据欧盟规定，凡是欧盟属下或在欧盟运营的指数公司，都必须提供这两个气候基准。因

此，明晟的 v3 包括 PAB、CTB，以及其他标准更高的指数。v3 需要的数据自然更多，包括

能评估企业脱碳轨迹、情景符合性等方面的数据，以表明与 1.5 度温控目标的符合性。在此，

明晟以更全面方式来评估企业的气候风险，除了上面的低碳转型计分模型外，又加上评估企业

物理风险的气候在险价值模型（Climate VaR）。另外，明晟利用企业碳减排目标设定的相关

数据来量化评估其脱碳轨迹的拟合度，通过一个倾斜方程式的重复算法模型，得出各成份股的

权重，进而通过调权来确保 v3 指数在脱碳率、行业配置等方面都能达成目标。

由以上分析可知，气候指数从 v1 演进到 v3，所需数据日益增多。首先，v1 指数需要能

评估企业气候风险的数据，包括企业范围 1、2 及 3 的碳排放、化石燃料储量等。v2 指数需

要绿色企业的数据，这包括界定绿色产业领域、识别企业的绿色活动及项目、捕捉企业的绿色

营业收入及比重等。v1+v2 指数除了以上数据外，还需要前瞻性数据，包括企业的碳减排目标、

战略规划、绿色资本支出、绿色运营支出、治理结构和政策、项目和方案、绩效指标等，从而

评估企业的转型风险管理能力。v3 指数更进一步，需要能评估企业脱碳轨迹及情景符合性的

数据，以理解其未来的脱碳路径是否符合 1.5 摄氏度的温控目标。值得一提的是，评估企业脱

碳轨迹拟合度的方法学难度高，目前市场仍欠缺普遍认同的方法，而各指数公司都有特定的外

部配合方案，如富时采用转型路径倡议（Transition Pathway Initiative, TPI），标普采用科

学碳目标倡议（Science Based Targets initiative, SBTi）等。

披露方面，PAB 及 CTB 必须达到欧盟《气候基准条例》的最低要求，包括说明如何将

ESG 因素纳入投资流程、高度应对气候变化行业的配置比例、投资组合对接巴黎协定增温目

标的情况（碳排放范围、平均碳强度、平均化石燃料敞口、脱碳轨迹、情景分析等）。有些以

v3 指数制成的公募基金或 ETF 还会特别发布气候评估报告，将碳指标、气候情景拟合度、转

型风险分析、物理风险分析等汇整后披露，供投资人参考。

气候指数的转型特质考虑

气候指数是否有转型特质 ? 是否为转型金融工具 ? 有关于此，必须考虑其投资标的是否

符合转型定义，包括具有转型目标、纳入高碳活动，以及明确的绩效改善，依次分析如下。

首先，v1 以剔除法排除了高碳行业和个股，如果它投资的是已不需再转型的绿色活动，

则不属于转型金融工具。其次，v2 特别针对某些可持续主题，如果其投资标的纳入了目前并

未净零但有零碳路径的转型活动时，则有助于社会经济推进碳中和，故属于转型金融工具。第

三，v1+v2 固然通过低碳转型评估等方式将转型活动纳入，但并未对转型雄心做要求，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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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必符合转型条件。第四，v3 特别纳入了高碳活动，PAB 及 CTB 更通过年度脱碳率要求来

确保转型雄心，更有明确的脱碳绩效要求，故符合转型金融工具的标准。

事实上，各代指数中除了 v3 是明确以转型金融为出发点外，其他几代难以从表面判断是

否符合转型要求。如要评估，则可依据官方对转型活动的界定来进行判断。有关于此，我国对

转型活动的分类标准仍由人民银行拟订中，但欧盟《分类条例》中的第十条第二款颇具参考价

值。依据该条款，在评估一项活动是否符合转型标准时，必须考虑其转型路径如何对接 1.5 度

温控目标，以及它会如何逐渐降低碳排放并促使化石燃料退场。另外，该活动不得阻碍低碳发

展、不得被碳密集资产锁定，且其碳排放绩效必须优于行业均值。只有当 v3 的定期报告强制

纳入这些要求的披露时，其转型依据才可信赖。

国内气候指数 : 亟须对接碳中和目标

由以上分析可知，国际上气候指数的概念与时俱进，在历经六、七年演变后，已从投资者

视角逐渐扩大到利益相关者视角。投资者通常聚焦于会影响投资回报的气候风险及气候机遇，

但政府及多方利益相关者会跳脱出投资回报立场，关注碳中和目标的推进，从而要求指数能与

国家碳中和目标衔接，更具体通过纳入行业、脱碳率、脱碳轨迹等方面来展现。当然，在气候

指数的迭代更替中，后代的数据要求明显高于前代，足证编制难度与时俱增。

基于上述气候指数的界定及解析，国内发展情况如何 ? 针对于此，笔者基于严谨的分类方

法、样本收集、流程界定、指数筛选等步骤，从市场上潜在的 ESG 指数中挑出符合气候指数

标准者加以分析，撰有学术专文。在此限于篇幅不及详述，只将分析结果说明于后。

截至 2022 年年中，国内市场上符合气候指数最低界定的有 18 只，分别以绿色、低碳、

碳中和、气候投融资等为名。这些指数于 2011 年到 2022 年之间发布，但以近两年最多。不

过，指数被追踪的情况并不理想，仅两只被追踪，其中包括“中证上海环交所碳中和指数”。

另外，从指数的关切点看，18 只中有 3 只 v1，14 只 v2，1 只 v1+v2；而 v3 从缺。

对这些指数的目标、方法学、数据库等进行分析后，笔者有几点重要发现。

首先，以降低碳风险为目标的 3 只 v1 主要出现于 2021 年，表明在我国提出碳中和目标

前，企业碳排放并非投资界的关注重点。其次，v1 必须用到企业碳排放数据，但国内环境信

息披露不足，数据贫乏阻碍了 v1 的编制。第三，以捕捉可持续机遇为目标的 14 只 v2 出现于

2011 年至 2021 年之间，表明投资界热衷于掌握机遇，特别是可能带来的超额收益。第四，

捕捉可持续机遇有赖相关数据的协助，但国内同时覆盖绿色和转型企业的数据库从缺，导致

v2 只能以粗略的行业分类来选股。第五，数据不足限制了气候指数对 ESG 投资策略的使用，

能通过可持续主题法重点聚焦于有限领域，却不能通过较温和的 ESG 整合法来调整权重，从

而限制了转型风险评估模型的设计。第六，将脱碳轨迹对接于我国碳中和目标的 v3 迄今未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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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方面表明市场对“碳中和指数”的认知有待改善，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相关数据薄弱而有待

优化。第七，这些指数都没有进行绩效披露，未能表明相对于市场基准，各指数对其所设目标

的进展情况，从而使投资人无从评判各指数的具体表现。

进一步完备转型金融工具箱

本文基于二十大“以绿色金融推动绿色发展”的提示，表明绿色金融必须同时覆盖“绿色”

活动和“棕色”活动，才能将棕色活动中具有低碳转型潜力者经由金融赋能而逐渐绿化，从而

稳妥推进碳中和。这表示，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不能只靠绿色活动，还须仰赖棕色活动的低碳转

型，而建设气候投融资标准是此处的重要抓手，转型金融更是其中关键。

我国由人民银行牵头进行转型金融相关标准的制订及工具的开发，至今已有一年多时间，

但因所涉科学证据繁多，所需人力庞大，以致耗时费事，目前尚未得出完整结果。在标准未明、

青黄不接之际，国内的高碳活动、行业及企业仍积极求进，四下探索转型资金。为了顺应现况，

监管机构引入了几款国际上的转型金融工具，如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

转型债券等，以供市场适时使用。监管机构更通过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等组织，对于国

际工具的国内应用做了本土化诠释，其中包括《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十问十答》《关于开展转

型债券相关创新试点的通知》等。

不过，以国内现有的转型金融工具看，债权类工具多，股权类工具少，保险类工具从缺，

由此可见目前工具箱内容并不完备，未来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在此，以下三点特别值得注意。

首先，作为转型主体的高碳企业往往有杠杆率高、财务紧张的问题，因而不适合贷款和发债。

此时，市场应该发展专门支持转型活动的股权投资基金和并购基金、夹层基金，鼓励 PE、

VC 投资机构参与转型金融活动，以发挥股票市场支持转型的作用。其次，转型活动的不确定

性高，市场应该发展支持转型的保险类产品，以帮助企业规避转型过程中面临的技术、业务和

市场风险。此时，政府背景的担保基金更应积极开发支持转型活动的担保产品，为符合条件者

提供风险分担机制，以降低其融资成本。第三，在投资组合层面，金融机构可考虑开发以转型

资产为基础资产的 ABS、REITS 以及转型股票和债券基金等产品。在此，基于国内产业结构

特质开发能与碳中和目标对接的气候指数基金类产品，更值得尝试。

总结而言，本文从完备转型金融工具箱以对接碳中和目标的视角，深入解析了气候指数，

说明其背后理念，梳理各代指数的目标、关注点、方法学、数据需求及披露要点。笔者更利用

国际知名指数公司所编制的各代气候指数，具体点出其使用的 ESG 投资策略、编制的数据库，

以及开发的评估模型，并将其对接于碳中和目标。以气候指数来反映转型金融工具箱的问题，

虽然在视角上不免以管窥天，但其中所凸显的优化数据库、披露气候绩效、积极对接碳中和目

标等关注，确是普遍性呼吁，放诸四海而皆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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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市场 ESG 基金背后的数据

和评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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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市场 ESG 基金背后的

数据和评级分析

中国市场主要 ESG 评级结果之间缺乏关联性，资管机构面对的企业

ESG 评级及分析状况非常复杂

文｜ Evan Greenfield，Shu Zhang，Billy Chen，ESGreen

目前不少资管机构都开始在中国市场购买第三方 ESG 评级和咨询产品。市场上也出现很

多优秀的国际和本土评级机构提供相关服务。但是资管机构若希望像使用公司信用评级产品一

样使用 ESG 评级产品，可能会发现评级机构 ESG 方法和结果的关联性较低，资管机构面对

的 ESG 评估状况更为复杂。在这种情况下资管机构对评级背后方法论的了解以及应用方式非

常重要，这会直接影响公司的 ESG 投资结果。

当前 ESG 评级和数据问题及成因

全球当前有约 160 个 ESG 评级及数据提供商。2021 年 9 月，国际证监会组织 (IOSCO)

发布了一份基于 58 家评级机构及数据提供商的咨询报告，旨在评估全球 ESG 评级及数据供

应商状况。这份报告以数据和事实为依据揭示了目前全球 ESG 发展在数据和评级上的挑战 :

◎ ESG 定义不明确不统一，包括评级或数据产品打算衡量的维度等。

◎这些评级或数据产品所依据的方法缺乏透明度，对于评级机构声称的评级方法，投资人

很难确认其可靠程度和执行状况。

◎ ESG 评级和数据产品在行业内存在广泛分歧，所提供的产品覆盖面也并不均衡，资源

向特定的地理区域和行业倾斜，从而导致投资者在寻求遵循某些投资策略时出现差距。

◎ ESG 评级和数据产品供应商与公司之间存在可能的利益冲突，并且该冲突缺乏监管。

◎与公司的沟通能力被认为是确保 ESG 信息可靠性的重要方式。

监管机构对公司 ESG 披露要求提升，以及投资人和消费者对 ESG 意识和需求的加强，

推动 ESG 在投资当中的影响力和重要性不断提升。但事实上，目前 ESG 评级和数据提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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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大程度上不受监管，它们的方法缺乏透明度 ( 包括全球一些大型评级机构 )。因为与 ESG

评级和数据产品直接相关的法律和监管框架很少，而且缺乏直接相关的自愿监管框架，这触发

了投资者保护问题。另一方面，用户 ( 购买 ESG 评级和数据产品的资管机构等 ) 通常不对评

级进行任何正式核查，因此这一过程为 “黑箱”操作。ESG 评级机构都有自有的“黑箱”方

法来确定公司评级，具体方法并不会对市场披露，所以尽管听起来很难以置信，但事实是，

ESG 评级方法的可靠程度究竟如何，投资人是难以判断的。对此，国际证监会组织主席、香

港证监会行政总裁欧达礼（Ashley Alder）曾表示：ESG 评级及数据用户已经注意到，拥有

多个 ESG 评级和数据产品可能会造成混乱，引发关于相关性、可靠性和“洗绿”的严重问题。

中国市场投资人可能忽略的一个问题是：单纯依赖 ESG 评级机构和数据供应商的产品存

在很大风险。从 ESG 发展的地域性来看，包括中国市场在内的亚太地区，ESG 数据可得性

在全球 ESG 评级和数据行业中处于低位，而基于低 ESG 数据标准性和可得性的状况，所开

发的评级和数据产品质量恐怕难以得到保证，再加上评级和数据提供过程存在“黑箱”状况

即低透明度，最终导致 ESG 评级和数据缺乏关联性。以下几个原因造成当前中国市场 ESG

评级状况复杂，使用相关结果非常具有挑战性：

1. 数据搜集方式不同。对于 ESG 评级和数据产品供应商来说，在搜集公司 ESG 信息

方式上，没有“标准”的市场实践，因此造成了市场中不同的 ESG 数据搜集方式，不同的

ESG 权重。

虽然大多数评级机构的方法是基于行业重要性，但它们对各种环境、社会和治理因素有不

同的权重分配。因此即使各评级机构和数据供应商的具体产品是为了同一个 ESG 目的，最后

的结果关联性低、分歧大。

ESG 评级和数据产品供应商的业务模式和专有方法各有不同 , 机构与公司互动的性质和

频率也有所不同。例如，一些 ESG 评级和数据产品供应商只在评级过程后期阶段与这些被评

估的公司进行接触。在这种情况下 ESG 评级和数据产品供应商会参考公开数据进行分析，然

后与接受评估的公司接触，以检查数据准确性或收集公司对评估的反馈。这并不是唯一的方法，

还有一些评级机构和数据提供者更愿意与它们评估的公司建立更持续的关系。例如，有些机构

采用问卷调查方式从公司那里收集信息。这些互动的频率和深度因 ESG 评级和数据产品供应

商的方法、政策和程序的不同而大不相同。

2. 初始数据处理方式不同。企业在环境、社会和治理方面仍然缺乏透明度和披露，因此

每个评级机构在初始数据处理上都需要做一些权衡和处理，鉴于不同的机构处理能力和方式不

一样，结果之间存在差距是很难避免的。

现实状况下由于许多基础数据缺乏，有的公司将披露的指标重新加权增加比重，有的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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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披露而受到惩罚，或通过估算模型解决，因此各评级机构的基础数据收集细节和处理状况存

在很大差异。

例如，有的评级机构特别重视定性信息，而另一些机构的分析主要基于数字和定量模型。

考虑到评级机构的商业模式和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区别，它们的分析师数量和功能也有所不同。

评级的最终结果也可能因为评级机构对什么是 ESG 框架下的重点而有不同的观点，有的机构

关注 ESG 业绩，有的关注风险，有的关注实质性问题，不同的重点有不同的处理方法。例如，

一些 ESG 评级衡量一个公司在 ESG 风险上的暴露，而另一些则衡量 ESG 因素对实体的影响。

3. 评价方式不同。即使各个评级机构同时评估一个特定指标，但采取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

例如对于工作场所安全，也有许多方法来评估：可以计算因工伤而损失的小时数或每千名工人

的受伤人数。评级机构对同一指标可能有非常不同的定义，这可能导致不同的结果。

4. 定性信息的量化方式不同。在 ESG 具体评估的许多方面，评级机构都需要对主观或定

性信息进行量化，但是这些过程并没有统一的方式，因此各个机构会有不同的方法来处理一样

的问题。

在这一点上，ESG 评级和公司信用评级的差异非常明显。就目前的公司信用评级来说，

你会发现，主要信用评级公司之间对同一个公司的评级结果，或者评级流程都有很高的相关性，

这主要是因为市场上已经形成一套很成熟也有限的量化指标来评估，因此差异化的土壤和空间

被压缩。

尽管我们相信随着市场标准化，各 ESG 评级公司及其相关的 ESG 分数之间会有更多相

关性，但现状是，在当前阶段，与 ESG 评级较有可比性的例子是各家机构股票分析师在研究

同一只股票时的相关性，你会发现市场中各家机构的看法差异化，甚至于在这些差异化中蕴

含的是机构超额收益或者自有特定投资方法论的实践结果。

资管机构如何应对挑战，更好使用当前 ESG 评级和数据

作为一个资产管理人，当注意到 ESG 评级机构之间缺乏相关性时，在投资流程中应该如

何处理数据差异 ( 不同的指标甚至不同的评级结果 )，并将现有的信息最好地运用到他们的投

资过程中 ? 主要的评级公司是否在特定的 E/S/G 维度上有专长，使它们在某些领域的评级非

常好，或至少更可靠 ? 资产管理人能否绕过 ESG 评级机构，自己获取相关 ESG 数据并进行

分析，从这些数据中得出投资信号 ?

1. 鉴于目前中国市场 ESG 数据的质量以及评级机构在 ESG 评估中缺乏相关性，资管机

构及基金经理需要向评级公司要求获得用来制定总体 ESG 分数的基础数据，这是至关重要的。

2. 基金经理在进行选股和投资方法构建时要避免仅仅依赖评级机构给出的公司总体 ESG

分数，并且需要构建评价体系和模型来处理原始数据。资管机构要自行评估基础 ESG 数据点，

并且要特别注意融合基金经理自身认为重要的因子，以及对于实质性 ESG 要素的观点。

3. 由于各评级机构在处理 ESG 信息时，一定会需要对公司主观 / 定性的 ESG 信息进行

量化处理。和需要掌握基础数据点类似，基金经理应该要了解各评级机构在给出 ESG 评级时

对定性信息的概述 / 报告，掌握基础的还未被量化处理的定性信息。

例如标普全球有一个叫 ESG 评估的产品，这是对一个公司当前和未来可持续发展表现的

深入定性评估，类似于信用评级报告。但该报告目前的挑战是，覆盖范围非常有限，且只能到

追溯过去三年内。

4. 鉴于可能的利益冲突，基金经理需要留意对 ESG 评级的使用，并且开发符合自身投资

哲学和价值排序的 ESG 投资框架。

有一部分 ESG 评级是公司付费的，加上全球 ESG 评级覆盖范围小、历史也很短暂，所

以可能会存在一些利益冲突影响了评级机构在评估时的客观性。

5. 由于中国市场 ESG 数据可得性差和评级历史短，因此要根据全球市场的状况来推测评

级机构在中国市场开展 ESG 评级时，在哪一个要素或者维度上做得更好是非常困难的。

总结来说，现在 ESG 各维度上，鉴于此前讨论的数据和量化指标缺乏透明性和统一性，

评级机构在同一维度上使用了大量不同的要素和因子，因此目前资管机构在使用中国市场可得

的 ESG 评级结果时，不能一味依赖机构的相关结论，因为不同评级机构有不同的结果，基于

它们不同的方法论、不同程度的数据质量以及数据处理能力。而鉴于每家机构都有所谓的“黑

箱”方法，很难厘清评级机构的 ESG 评级方式，尽管每家机构在市场拓展时都会强调它们在

ESG 评级时的强大数据搜集能力和指标多元化等等。考虑中国市场 ESG数据和评级尚处初期，

要判断哪家评级机构在哪些维度上更可靠是非常困难的。

这些透明度的缺乏恰是鼓励投资人建立自有 ESG 评级方法的一个关键因素。IOSCO 的

调查问卷显示，几乎所有的大型资产管理公司都在使用或正在开发自己的 ESG 评级，以补充

或构成其投资流程的一部分。希望利用 ESG 整合作为竞争优势的资产管理公司认为，全盘采

用第三方 ESG 评级及其方法不符合它们的投资战略。开发内部 ESG 评级的一个例子是确定

资产管理公司相关的 ESG 标准，然后构建一个以这些标准为基础的方法。另一个例子是选择

一套有限的关键绩效指标，作为资产管理人对相关投资组合公司业绩审查的一部分。但让人

遗憾的是，尽管我们注意到中国市场有一部分资管机构宣称它们拥有内部开发的 ESG 评价和

整合体系，但是考虑到目前市场的数据状况，机构所采取的处理手段以及相关产品设计和投资

结果，我们还未能明确的观测出这部分机构相关体系的可靠性，但坚定的认为它们走在一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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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的道路上。

既然中国市场 ESG 数据和评级历史都还有限，那么上述问题是否会随着发展而得到解决，

最终随着更多评级机构加入以及市场竞争白热化、市场不断趋于成熟，而完全满足资管机构对

ESG 分析和研究的需求呢 ? 事实上，从目前在美国和欧洲的 ESG 发展状况来看，资管机构

本身对于 ESG 投资的发展也在愈发复杂和成熟，因此即使欧美市场出现更多的 ESG 数据提

供方、评级机构，一个大的趋势并不是资管机构向评级机构 ESG 评级结果靠拢，而是向基础

数据靠拢，这些基础数据和指标越来愈细越来越丰富。越是大的、复杂的资管机构和投资人，

对于基本数据和指标的需求越多，对整体评级结果的依赖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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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范围三减排降碳的现状、

挑战与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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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排降碳正在成为企业新风尚。当下，越来越多企业设立了自己的气候目标，积极、持续

地探索行动路径。企业，特别是品牌企业，由于连接着消费者、供应链、投资者等众多利益相

关方，是最关键的行动主体之一。

在企业真正开展温室气体减排行动之前，明确其排放来源是至关重要的。对于许多面向消

费者、提供终端产品服务的品牌企业来说，范围三排放往往占其总排放比重很大。

所谓的“范围三”排放来源于温室气体核算体系（GHG Protocol），是目前应用最为广

泛的国际排放核算工具。范围三包含企业价值链中产生的间接温室气体排放量。虽然不源于企

业拥有或控制的排放源，但是范围三排放实质上也是生产运营等活动的结果。

* 注：公司均根据企业上报的范围三上游排放类别和行业契合度所选择

选定行业范围一、范围二、范围三上游的排放分布 | 图源：CDP,BCG

企业范围三减排降碳的现状、

挑战与策略

将范围三作为减排重点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体现，更是在全社会推进生

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环

文｜张文佺张默凡世界资源研究所中国气候与能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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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来自电子、建筑、汽车、食品、时尚、快消品这类提供终端产品服务行业的企业，

仅其范围三上游（供应链）的排放就占到总排放的 77%-90%。CDP 2021 年全球供应链报

告发现，企业供应链平均排放是企业运营环节排放的 11.4 倍。然而许多企业的气候雄心并没

有层层传递到他们的供应链，在气候议题上企业普遍缺少与供应链的互动。只有 20% 的企业

报告了范围三的第一类目 “采购产品和服务” 的排放数据，而 62% 的供应商没有针对气候

议题与供应商进行互动。因此，推动范围三减排，对于实现巴黎协定目标意义重大。

上游减排路径

依据世界资源研究所（WRI）编制的《企业价值链（范围三）核算与报告标准》，企业价

值链中的“范围三排放”可分为上游排放和下游排放，共计 15 个环节。上游排放是指与购买

或收购的商品和服务相关的间接温室气体（GHG）排放，下游排放则是指与售出商品和服务